剛剛聽起來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第一個問題跟第三個問題好像有一點相關。我的鑑定意見裡面,我相當倚賴且推崇第567號解釋,因為並沒有做很多自我設限的事情,看看個案是否進入憲法可能會有紅色的區域,所以在這樣的觀念底下,實定法上請求權要如何行使,剛剛提到憲法第24條是否可以作為請求權的基礎,我記得之前好像李念祖學長在他的整個鑑定意見裡面,把這一件事事實上好像做了非常詳細的闡述,也就是他認為可以直接用這個當作請求權的基礎,那就不需要過度一直倚賴補償條例。

第二個問題是立法者的裁量空間,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我們對於補償條例實定法是否一定要做反面解釋的問題,如果大家接受一個講法是,立法者如果沒有講的就要當作有意的忽略,這樣就會說裁量空間是這些都不可以賠的。但我們有需要一定要做這樣的解釋嗎?而且我想在釋憲裡面,也許鈞院跟各位大法官們比一般普通法院更有高度,所以也許可以採取一個較為自由去處理這一個問題,因此我也不認為一定會妨礙到立法者的裁量空間,除非我們認為他一定要作反面解釋。

第三,有關於態樣可以做一些進步的釐清,我在寫的時候有想到在戰時有很多種方式是,妨礙人民權利義務的這種措施跟態樣,但有一些說實在也滿難以回復的,比如實施宵禁、比如強度很高的新聞管制,這一些事情可能當時過了也很難回復或補救,因此我才提到我們可能要把它類型化,哪一些侵害的態樣是屬於高密度審查,而且有很強、很高的回復義務,要怎麼樣來處理,可能可以在解釋裡面具體解釋,當然有一些可能是屬於立法的權限,比如到底要賠給人家多少錢,像這種事情可能要留給立法者一些裁量空間,這是我講態樣的意思,因為有些戰時措施的態樣感覺起來是不好回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