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剛剛的幾個問題是,我們對於現在比方正在處理系爭補償條例是否宣告違憲一事,或者認為它本身不一定違憲,但立法者可能有基於憲法平等權,其他的案子可能也必須要加以處理,但有立法的漏洞或射程不足的問題,我覺得這也許可以一併指出。是不是要把這個法律宣告一定要違憲,我覺得這要看看如何達成回復的義務,我在場外跟另外一位長期從事人權工作的蘇律師在聊天的時候,事實上也有提到這要如何處理,如果把法律宣告違憲,對於已經領到補償的人是否又是一個問題,需要運用智慧。所以,我覺得我們看看怎麼樣儘量滿足這一個回復的義務,是不是要把法律宣告違憲或者事實上可以被補充,又或者立法者進一步的立法義務,我個人比較認為好像是這樣。

至於行政、立法採取政策的選擇權,當然,但問題現在恢復義務的問題是在於,光靠行政或立法都沒有辦法非常完整能夠處理我們現在所面對這一些轉型正義的歷史個案,所以才提到有一個可能,看是不是要把總統的赦免權也拉進來,這個也許是一個考慮,但是當然我知道這個不見得是能夠在我們的司法程序裡面去談。我們現在就是因為行政與立法的選擇並不是沒有,而是受限,在三權分立底下就是這樣,沒有辦法處理大家覺得可能需要處理的問題。

至於談到內亂、外患,這種跟政治犯罪關係,這個是跟我們提供鑑定意見的人或法律界的朋友認為李媽兜這一個案件是特別的難題,如果都做政治犯的主張,現在刑法第100條區分言論與行為是否為好的一個標準,也就是什麼是政治犯,什麼是有受刑罰處罰的可能性,做這種區分是否為一個可能的劃界,我覺得這也可以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