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在這邊有兩個相關聯的問題想要請教王教授。

首先,王教授在書面鑑定意見以及口頭報告中都很清楚講到,不法國家與法治國家的最大差異是在於體制是否有修正的功能。從這個角度出發,王教授認為,權利回復條例對於冤獄賠償法的準用只是基於程序經濟,不法體制的平反或回復在本質上和國家賠償是不一樣的。這項見解跟李念祖律師在前一次言詞辯論時的意見正相反對。所以想要請王教授針對這點作進一步詳細的闡述。

而與前者相關聯的問題是,從王教授您對於不法體制平反、回復的立場,可否導出對現行法的具體評價?這裡的具體評價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是較為宏觀的層次。也就是以金錢賠償或補償去代替司法上訴的功能,亦即用第二次權利救濟,並不是補充、而是去取代第一次的權利救濟。就您的觀點來看,這是否已經違反了國家對人民「保障不足禁止」的誡命?第二個層次則涉及具體個案。從第二次權利救濟取代第一次權利救濟的框架去看這兩個具體個案,可以發現:第一次權利救濟已經被國安法給阻斷了,而僅存的第二次權利救濟,卻又在「國家不法」的概念上排除了李媽兜案、在「權利回復範圍」上排除了杜孝生案。那麼,對李媽兜和杜孝生這兩名個案當事人來說,國家是不是也違反了最低限度的國家保護義務,或者是法治國的憲法委託?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