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都有問題,就全部都解決就好了,不是嗎?如果依照我的邏輯推演,發現通通都有問題,那就全部解決,不是嗎?我是先把這個講出來,因為您問我是不是會對現行法有什麼影響,如果我的答案都有會影響,那就一起解決,這樣就沒有事情。更證明一定要轉型正義,才可以全面把這一些髒的東西掃清楚;沒有關係,們還是一塊塊加以解決。

我要強調的一點是,補償條例怎麼講或者是冤獄刑賠償法即現行刑事補償法,這一些都是第二次權利救濟,任何程序做的決定是決定要補、要賠的問題,都不會涉及到對原因事實有一個終局有拘束力的認定,這是我要強調的。所以您剛剛問的問三個題當中,很多都涉及到第二次權利救濟的時候怎麼樣,這樣會不會是哪一個機關來判有問題、哪一個程序有問題,或者變成誰的再審機關,我說都不會,因為這只是在認定要補償給你、賠償給你。比如我是川普,他現在還是平民百姓,就說:「以前曾經有一個不公不義的現象,大家都來找我,每一個人給你多少錢,大家爽就好。」這也可以,不是嗎?因為我並沒有做違法認定,但是我一個平民百姓,我說當時那個人都是違法的,所以怎麼樣,這一些人沒有經過評估,因為是國家不益造成的,應該由國家來作基本的確定說是不是不益的行為,這是兩件事,因此才會講第一次權利救濟跟第二次權利救濟之兩個制度、目的及功能,這是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再來,縱使現在的補償條例是變成刑事補償法或國家賠償法的特別法,或者是採取推定,或採取怎麼樣的模式等等,那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是國家的行為,就是國家立法出來的行為,制定一個特別法或制定一個特別的原則等等,通通都不能違法平等原則,「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原則,這個剛剛要強調的。所以今天如果只是採取用一個模糊的政治因素作為切割的這種方式,我覺得有問題,如果你用所謂軍事審判,當然現役軍人不算,而是非現役軍人受軍事審判的這一個,因為當時現役軍人的審判之程序較不符合法定程序或如何如何等等,所以我用那個來切,這樣子的話,我認為這樣比較符合平等原則。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用一個政治因素,然後不當地把一些問題點侷限在內亂、外患或者是懲治叛亂條例,我認為這一點無論採取變成特別法要補償,其他的只是落入刑事補償法或者是其他的法律,或者是採取推定的模式,沒有受推定的就照一般舉證責任分配的方式來處理,我認為這樣子都是違反平等原則,因為就是拿一個模糊不能處理的「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實質理由的這種分類標準來處理,因此才會把它用到第9條,沒有錯,現役軍人不得受軍事審判,是基本權利的一種,憲法第23條可能可以受到限制,但是限制並不是全有、全無。

何況憲法第23條是否對於譬如第16條訴訟權保障或像第9條不受軍事審判這一種有權利就有救濟,所謂的救濟就是一般正常法院救濟,這個是否可以做到一種全面性的性質,或者是在How的層次上限制,而不是Yes或No的層次上限制,這都有討論的空間,因此縱使拿第23條來,我也不會認為第23條的關係,所以第9條就整個打死掉。戒嚴法有規定這個或怎麼樣,這個我覺得無所謂,因為現在講的是過去式,何況第8條可以看得出來,他也是推定,也就是認為用軍事審判的時候,可能程序上會有瑕疵,所以還可以去推翻掉,也就是認為當時的審判雖然是用軍事審判,但可能沒有瑕疵,因為依現行法律跟現行證據法則都ok,就解決了。

至於剛剛講基金會能不能做這個認定,就像我剛講的,因為我們現在只做認定補償、賠償,對於認定有疑慮的人,還是可以去行政救濟,所以這一些問題其實都可以解決的,我並不認為會導致您剛剛所講各個法律因此都要整個大改或怎樣的現象。還有一很重要的點是,解釋法律本來要作合憲性解釋,並不是一下子看到有一點牴觸就要整個全部推翻掉,這一點應該是有的中間過程,因此如果透過這樣的解釋,我覺得其實要動到法律也沒有那麼多,並不會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可怕,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