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高大法官的詢問,在這邊希望可以做一個扼要的說明。

從杜案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問題是出在補償條例第2條跟第15條之1,搭配上釋字第477號解釋,會變成只有內亂、外患及檢肅匪諜條例相關判決才構成第477號所認知的政治性案件,並獲得補償。但是這種認知會造成多位鑑定人在兩次言詞辯論中曾多次提到的結果:在類似杜案這種間接性的,被國家──如同剛剛林明昕鑑定人所提到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羅織入罪的案件裡,只是因為國家採用了內亂、外患及檢肅匪諜以外的罪名去進行政治性追訴,這些人就會喪失所有向國家請求正義的權利。

因此,在這一種案件類型中,就存在立法不作為,甚至構成立法怠惰。仔細來說,這些「隱性政治案件」的受刑人,已經因為國家安全法第9條的規定而無法實現第一次的權利救濟,現在又因為補償條例的構成要件限制,失去了第二次的權利救濟。這些當事人受到雙重的權利剝奪,國家對這些當事人的保護不足,已經是構成立法怠惰的不作為。希望這樣子可以稍微解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