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的時間只有這麼短,我準備了十五分鐘,我提供了兩篇文章,這個是我個人的研究,我要陳述三個重點。這兩篇文章扣緊著原住民的政治案件,湯守仁叛亂的政治案件,我們要從比較長遠的歷史脈絡來瞭解他。

第一篇文章著重在政治案件當中的兩個政治菁英,他們受日本殖民近代教育的過程當中,如何形成一個有原住民族主體的意識,這樣主體的意識影響到在戰後對於自己族群發展是有積極的主張。

這樣積極的主張也影響到,當他們面對1950年代政治情勢,也就是國共鬥爭的局勢當中,這兩派人馬都在搶奪原住民的忠誠,希望拉他們到他們的陣營裡面去增強他們在國共鬥爭的力量。但是我的研究告訴我說,其實這一些原住民的菁英是有相當的自主性跟主體性,因此在這樣的政治案件當中,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情治單位,國民黨要去控制原住民社會發展過程中,透過這一個政治案件去鎮壓,當原住民這些政治菁英被逮捕,受到有政治性的懲處,有利國民黨在那一個局勢當中可以掌握原住民社會,我的文章之所以會從日本殖民時期來談這一個政治案件非常核心的任務,從戰前到戰後,他們政治的主張以及在這樣戰後國共鬥爭詭譎情勢當中很重要的發展,這是我的文章裡面所陳的第一個重點。

第二,我回到杜孝生的案子,原住民政治案件非常特別的地方是,除了叛亂罪以外還有所謂的貪污罪,我們必須要說,就我理解在50年代所有政治案件當中,唯一有加上貪污罪的就是這一個案件。為什麼會這樣?其實我要論證的第一個重要的地方是,我們都知道在所有案件裡面有相當多的資料是針對新美農場的貪污案,這一個貪污案看起來確實新美農場作為一個當時因為二二八裡面高一生鄉長因為保護了袁國欽,台南縣縣長的外省籍人士,所以獲得了新美這個地方的土地,因此這個地方就成為他們想要讓鄒族的人在這個地方開墾一個很新的園地。

所謂農場貪污的起點在於當新的開墾地要出發開始時,有一個外省籍山地行政造成貪污很重要的禍首,他其實是情治單位的人,他主張要跟政府爭取借貸50萬元作為開墾的資金。開墾後來的發展是這一個人跑掉了,而整個開墾的案子是以高一生為主的鄒族的人推動,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資金的利用出現非常大的問題,而開墾也沒有成功,於是成為所謂的貪污案。

我必須說的是,我認為在50年代的政治案件當中,之所以在原住民的政治案件加上貪污罪這一個罪名很重要的原因是對原住民來說,他們如何在原住民社會經濟發展裡面,找到一個比較好的治理族群的方法,其實他們都還在學習當中,所謂的貪污案其實不是貪污,而是在農場經營的過程裡面其實是有一些經驗不足的地方,使得這個情治單位的人,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去羅織相當多相關的罪名,最後形成一個所謂的貪污案。

我想我針對這樣的政治案件,我個人覺得我們對於當時政治案件發生的理解,必須放在一個臺灣從戰前到戰後長期原住民部落如何在1930年代後新的變革過程當中,原住民菁英找到他們參與族群公共事務非常好的機會。

在1945年殖民時代結束,其實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可以將他們在日治時期所鍛煉一些對於族群的一些理念,包括自治的主張,可以在戰後一個新時代來臨的時候,希望可以展現他們對這個族群的可能性。但是很可惜,在戰後國共鬥爭的氛圍當中,兩派的人都在爭奪原住民菁英的效忠,當然國民黨在一開始的時候,是用1950年4月山地工作委員會案打壓後,接著就是透過山地工作委員會的案情,是漢人的這一些山地工作委員會的左翼份子再去追蹤,把兩個族群包括泰雅族跟鄒族高一生為首的菁英一網打盡。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政治案件非常可惜的是,我們對於應該在開始有補償基金會對於政治案件進行補償時,雖然他們有請求到補償,鄒族這邊也有一些人拿到補償,但其實在這一個政治案件當中,特別是貪污罪的部分,其實漢人也有在這一個過程中被判刑,實際上根本沒有請到補償。因此我覺得這一個案子所要處理的,我從歷史的角度,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多關於歷史研究部分,必須先釐清後後會更清楚我們對於所謂政治案件應該要處理到什麼程度,賠償、補償哪一些部分沒有處理好的地方,應該在這一個時間點作全面性的反省,然後重新思考我們到底怎麼做如何妥善合理轉型正義的處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