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上大法官、鑑定人及在場各位機關代表大家好,我是杜銘哲先生所委託的訴訟代理人,我想一併看著我的講稿講,因為我有一點緊張,請大家見諒。

記得第一次訪談杜銘哲的時候,他跟我們說他的爸爸生不逢時,從那時候我一直在想他遇到的是什麼時代,那是在日本剛撤離而國民政府剛來臺的時代,原住民菁英開始追求自治、自主的理想時代,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出於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以及兩個中國在臺灣的競逐,他們也始終保持著觀望的態度,如果我們從原住民族菁英主體的角色出發,我們可以知道那是非常合理的選擇,他們不想介入平地人的紛爭,他們希望在延續殖民數百年的慘痛歷史的經驗中,尋找到原住民族的出路。

僅僅是這樣的需求或是短暫一絲絲的觀望,都不能見容於當時的時代,當時國民黨政府不容許這樣子的一種過度的自治自主,乃至於他們不容許一絲絲對他們的不忠,即便當時原住民族菁英的自治主張,從來沒有脫離過中華民國體制,乃至於也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但是這樣的一絲不忠,導致了他們必須要以他們的生命、自由、財產及鮮血來付出代價,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什麼?他們建設部落的努力,他們建設新美農場的努力,可能最後成為貪污罪的證據,他們在被逮捕之前,保安司令部及國民黨政府就已經設立好傳單、未審先判,臚列好他們所有貪污的證據,乃至於參謀長總統蔣介石可以恣意把其中四個人的刑度改成死刑,把杜孝生的刑度加上兩年。

甚至在不起訴處分做成的時間點的同一天,高一生等人就已經被槍決了,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們可以想像在開山地保安會議的那一天,杜孝生可能想著隔天還要回到衛生所忙著他的醫療工作、衛生工作、疾病防治工作,但是他不會知道當他下山的那一刻迎接他的是誘捕、死亡及自由的剝奪。

而最後是什麼?同行的人死去了,但是活下來的人們卻也沒有明天。杜孝生的人生就卡在那一刻,他是沒有辦法回到部落的罪人,他同時也沒有辦法融入平地社區的異鄉人。迎接著他的是不知道哪一天又會來的山地保安會議,輕易用一天就摧毀了他數十年辛苦構築出來的生命。

這樣子白色恐怖的威脅不只一代而已,杜銘哲曾說在白色恐怖震蕩了他們的兩、三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他被拋擲在平地聚落之中,再也回不了家鄉,乃至於在整個童年之中尋找不到認同,而且也必須面對白色恐怖的壓迫。他必須用一輩子令人尊敬的努力才能夠求得最起碼的和解,當我們看到的是什麼?這個是權宜式的和解,因為這裡面沒有對錯、真相,也沒有人告訴他國家到底有沒有不法,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有沒有罪,這是什麼樣的和解?

但這樣的和解真的是我們能夠接受的嗎?在欠缺真相跟是非對錯之下,我們真的有可能跟國家產生和解嗎?我們知道動員戡亂破壞了民主原則、法治國原則,乃至於人權保障等各項基本要求,乃至於戒嚴體制違背了權力分立、司法獨立及訴訟權保障等等的要求,恣意讓獨裁政權的魔爪可以指向任何一個違反他統治利益的人,隨時隨地可以剝奪任何一個人民擁有明天的權利。

如果關照憲法所保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只要落實法治,國家的權力就可以受到節制,只要落實民主,國家的決策就能夠來自於人民的意志,只要保障人民的權利,人民就有能力去追尋自己的幸福,他們就能夠擁有自己的明天。他們可以期待明天會是更好的生活,但是在一個無法讓人民擁有明天的體制之中,人是無法成為人的,動員戡亂體制是一個破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體制,這是系統性、結構性的不法,而他遭受這樣的悲劇不能只是說是時代的無奈,國家真的有做錯事,並不只是時代的悲劇而已。

正是因為這樣子,轉型正義的價值要求我們透過轉型正義去落實、矯正過去的不法,我們可以看到杜孝生跟杜銘哲他們的生命歷程,這麼多的傷痛,他告訴我們的是臺灣的法律秩序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前法治國時期遺留下來許多不正義、不法,至今仍然繼續發生在他們或其他白色恐怖家族的人們身上。

甚至動員戡亂戒嚴時期已經結束了,他們的傷害也從來沒有遠去過,如果他們不能知道法治國強調的法與不法的國家界限權力在哪裡,這些在前法治國時期,命運遭受嚴重扭曲的成員,我們自許為法治國家的成員們,如果不能給予他們最起碼的補償,不能透過補償去重新評價一些規範是合法或者是不法,我們真的能夠宣稱那一些傷害真的已經消失了嗎?那一些東西難道不會延續下去嗎?這難道是擁抱法治國價值的我們所能夠容許,而我們可以挺起胸膛說我們是法治國嗎?正因為如此,我們要主張為了平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各個憲政機關應該要追尋轉型正義的價值。

從而我們認為轉型正義的價值檢視下,戒嚴時期補償條例第2條第2項及第15條之1的規定,是沒有辦法通過憲法第24條國家賠償請求權意旨的要求。我們姑且跳脫訴訟法層次第一次權利保護、第二次權利保護的區分,我們回到憲法條文本身,憲法第24條條文到底告訴我們什麼?它告訴我們只要國家有違法,人民就有權利請求國家賠償,就有權利請求損害填補,而憲法課予立法者義務就這樣的違法情事形成制度,讓人民能夠順暢請求權利。這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人民只要有權利侵害,就能夠填補損害;第二個意義是國家認為在憲法的層次,在這種情況之下,就是有不法的存在。

所以我們回到補償條例原初設計的目的是,補償條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戒嚴時期受到不當審判的人民們能夠回復他們的權利。

第二,也預設了當時的軍事審判體系,確實是一個不法的體系,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會扣連到國家賠償請求權的要求,乃至於在國安法第9條的大門,始終尚未敞開的情況之下,補償的發放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符合憲法第24條的要求,去評價過去行為的不法性,乃至於試圖平復曾經受到毀棄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因此,我們才會認為補償條例限於內亂、外患及檢肅匪諜條例的規定,完全忽略掉其他不同罪名的人們,他們可能也同樣因為政治迫害、政治動機的考量,而受到人權侵害,而這一些人權侵害,當我們看到杜銘哲先生,他們的侵害絕對不會比受到政治性案件所定罪人們所受到的侵害還少。

如果這樣子,我們還有可能認為這樣的立法裁量是合憲的立法裁量嗎?同樣的理由,釋字第477號以政治因素區分了什麼人應該要能夠得到權利的回復,什麼人應該要得到補償,他們真的用這樣的方式去合理判斷誰才是權利受到侵害比較多的人嗎?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認為無論審查條例,乃至於釋字第477號都應該要宣告違憲跟變更解釋。

杜孝生先生在出獄之後,幾乎不提起自己的事情,而杜銘哲也經歷了白色恐怖,乃至於出現衝突下難以言說的壓迫,就像陳俊宏教授所提到的,這是一種受害者的政治失語。

事實上如果我們可以跳脫訴訟標的的限制,我們多麼希望要追求杜孝生的家族及跟國家的和解,我們應該要顧及到聯合國所標舉的真相、究責、賠償及保證不再發生等等四項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希望每一個面向都顧到,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和解。但我們知道這個是浩大的工程,因此我們尊重政治部門初步形成制度的權限。聲請方其實可以說很卑微的要求,在立法者形成制度補償條例的這一個面向,如果我們有看到他們有任何在判斷上違憲疑慮的空間,司法者應該要適時的介入。

在這種情況之下考量平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要求,然後依照憲法第24條,立法者明確義務課予,乃至於杜孝生受到各種權利的侵害。我們希望鈞庭可以告訴大家立法者的限縮不符合轉型正義的要求,我們希望憲法的光可以照進六十多年之前白色恐怖的縫隙,然後鈞庭可以提出一個價值上的指引,帶領杜家走出政治施予的牢籠,隨著轉型正義的工程一步步推進,包括立法者、司法者及行政部門,重新讓這一個家族跟更多的白色恐怖家庭成為這一個國家自由平等的一份子。

在毫無真相補償跟正義的六十多年來,杜銘哲先生選擇不再怨恨國家,我想說的是,這已經證明了這一個國家有了偉大的人民,而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希望鈞庭可以宣告補償條例違憲,變更釋字第477號解釋,讓偉大的人民可以活在一個同樣偉大的國家,謝謝鈞庭、庭上及各位的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