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大法官、謝謝聲請方,謝謝在座旁聽的民眾。

我是立法院及內政部的訴訟代理人鄭忻忻,感謝模擬憲法法庭提供這一個場域,讓不同的意見有對話的可能,我們很特別且珍惜能夠讓受害者及沉默的聲音能夠有表達的機會。

首先,轉型正義除了回復真相、和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透過制度的改革來鞏固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與法治,建立轉型正義的法律論述,絕對是實踐轉型正義的骨架,機關方也期待鈞庭及各位大法官能透過本號解釋為我國提供轉型正義的法律架構,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指引立法與政策推動的途徑。

然而,這不代表在進入轉型正義的同時,鈞庭只能做出違憲的解釋;相反的,鈞庭可以做出合憲解釋,更能夠樹立轉型正義的里程碑,這並不是因為系爭法條根本就合憲。更重要的是本號解釋是建立在合憲的憲政精神之上,民主原則、法治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這一些精神的確立及實踐,不正是我們要努力推動轉型正義的目標嗎?

首先關於補償條例的部分,機關方認為系爭的規定都合憲,而且第47號的解釋並沒有變更的必要。我們先來看一下系爭補償條例的名稱,一開始就已經強調只針對不當叛亂的案件,還有匪諜審判案件,顧名思義就是針對政治性的案件,補償條例當然只能作為政治性案件受害者補償特別法,並不是所有戒嚴時期受害者的補償特別法。換言之,系爭規定設定的補償範圍並不代表的是政治犯補償,非政治犯不補償之二分法,而是立法機關綜合考量可能受害者的人數、國家資源有限性及優先政策任務後所為的立法改良,正如鑑定人李念祖教授及今天鑑定人高博士有提到,這不能用反面解釋來看待釋字第477號的內容——這是立法選擇的問題,並不是排除補償可能的問題。

關於立法裁量是否正當,南非推動轉型正義補償受害者的經驗或許可以成為我國的借鏡,如果不考量國家財政的限制,我們很開心開了大支票就說今天戒嚴時期,的確國家機器對他們受到不當的迫害,我們通通一律補償,我們有這樣的財力能夠負擔嗎?如果我們發生類似跟南非的情況,全部都補償,後來只補償不到1/6,而且金額也跟原本說的不一樣時,這是不是對受害者第二次的傷害?

我們更要嚴肅面對的是,假如正如聲請方所言,鈞庭認定補償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為限,這是不是推翻了將近八千件補償審查的基礎,對於已經接受補償的受害者,我們是否再度剝奪受害者的權利,讓他們面臨第二度的傷害?

其次,如果今天立法機關對於非政治犯的補償有的是立法作為不足或是立法部分不作為的狀態,我們來回歸看一下憲法第24條,第24條是說將國家的賠償和補償的法律委由立法制定,這顯示憲法當時在制定的時候,讓立法者有更多發揮的空間,來針對國家補償及賠償的部分制定一些規範。

縱然鈞庭確實應該站在憲法的高度來進行抽象的審查,但機關方認為這不代表鈞庭可以脫離憲政的架構及脫離權利尊重及制衡的架構,司法對立法部分不作為的審查,必須有比司法對立法積極作為審查更為嚴格的根據,應該用更嚴格的自制,也就是司法的謙抑性打擊最少的方式,針對立法裁量本身是否不當、部分不作為規定是否違憲加以審查,補償條例對於戒嚴時期遭受不當審判而權利受有損害的受害者,已經訂有補強規定了,立法機關已經履行立法義務,而對於非政治犯者,只是受限於國家資源和立法政策優先性的考量,而未成為補償條例的課題,不代表這就是違憲。

再來,我們從波蘭的轉型正義經驗可以看到,金錢補償並非補償受害者的唯一途徑,真相的發現、政府的道歉、回復受害者的名譽,這一些都可以實質補償受害者、還給受害者公道。立法院已經提出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草案及補償條例修正的草案,對於戒嚴時期受害者之權利回復已經做出回應,對誰回復、該如何回復,這應該在權力分立的原則之下,由較具有直接民意基礎的立法機關來負責。

第二,關於國家安全法第9條及釋字第272號解釋的部分,我們也認為他合乎了憲法,這個規定其實也涉及了立法的裁量及選擇,聲請方的主要訴求應該是讓受到軍事審判,並承受不當判決的受害者,能夠除去判決、罪名跟回復清白,然而如果我們讓戒嚴時期的所有不當案件都能夠上訴或是重啟司法審查,真的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嗎?

戒嚴至今已經四十年了,如果每一件軍事審判案件均有上訴的可能,不僅動蕩司法的安定性及秩序,更將造成司法超載、審判品質滑落,何況經過四十年物證跟人證都已凋零,將造成個案因無法通過證據法則的審查,反而無法翻案跟平反,個案審查未必就是還給當事人正當程序正義跟司法正義的唯一途徑。我們學過民事訴訟法都知道,課堂上常常說應訴之累、應訴之煩,每一個案件要透過司法的審查,跑完法院所有的程序要耗費多久?我們今天所有的受害者,他們年紀都已經大了,他們已經老了,難道我們還忍心讓他們全部都進到法院,重新再審查一次嗎?

或許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在我國的法律架構之下,針對背負不當判決的當事人,我們應該要如何平反?或許是像高鑑定人提出的特赦或是大赦,或許是不當判決的撤銷,或許是限定特定案件的個案審查,但這一些都是在立法權的權限範圍內,系爭規定之立法不足,無法推導出其違反憲法結論。

立法院最近也有黨團提出國家安全法第9條的修正草案,這也可以彰顯出如何解決戒嚴時期不當判決的困境,應該是立法權的權責,而非宣告現行系爭規定違憲或是對第272號解釋變更解釋,然同時機關方也懇切期待鈞庭能對立法作為或者是行政作為透過本號解釋提出憲法上的建議。

最後,我想要引用智利鑑定人所說的一句話,他說:「如果今天轉型正義操之過急或是過了頭,威權可能會復辟,因此對於轉型正義的過程要非常謹慎。」尤其是轉型後的民主國,不是沒有走回獨裁國家或者是一黨專政的可能,我們看到2015年波蘭的憲政危機,或許可以作為我們的殷鑒。

本件涉及的是「昨天的正義是今日的不正義」的命題,如何對過去的不正義作出符合憲法的評價,而不會同時、反而撕裂現存的民主社會,需要仰賴鈞庭的智慧,懇請鈞庭將法治國原則、民主原則及權力分立原則,當作心中的一把尺,為轉型正義建構完整的法律架構,對系爭法條作出合憲解釋,交由立法機關修訂、訂定相關的條文,在民意基礎之下推動轉型正義的工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