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庭上及大法官,聲請方及旁聽的民眾,現在表示一下機關方對於本件聲請人聲請釋憲的相關意見。

首先要說明的是,本庭言詞辯論的標的是聲請人主張有關於補償條例、國家安全法及刑法等相關規定是否違憲,但從前一次的言詞辯論程序到今天的言詞辯論程序來看,似乎很多的爭執在於有關於本案基礎事實,也就是杜孝生案與李媽兜案是否應該予以補償或應該予以回復,是否給予所謂上訴的權利重新進行救濟。

雖然聲請人對於本案違憲聲請是源自於這兩案事實而來,但是在這兩案當中所謂不發生的正義情事,並不當然代表他所提到的相關是違憲的規定,而予以宣告違憲的必要,因為個案發生的不正義,常常是因為很多因素造成,未必是法條的結構所形成的。因此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想說明底下幾點意見:

第一,我國在戒嚴時期這樣的措施是否符合憲法的規定,其實大法官釋字第567號已經有解釋,當然這個解釋在這兩天以來被太多次的引用,他也肯認在非常時期可以作特別人民權利的限制,這個限制當然超過憲法第23條的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的規定。我國對於戒嚴事實上有相關的規定,戒嚴法第8條規定到哪一些案件是由軍事機關來進行審判,所以如果以當時的法律架構而言,其實在當時所謂採取軍事審判的方式,我們認為還是符合當時法令的規定,只是在今天的角度往回看以前所有的作為,也許大家會對於以前發生程序上的一些進行會有很大的疑義在,但我們想說明的是,庭上可能還是要思考,是不是在這一個案件裡面要確立一個原則,就是所有在戒嚴時期所實施軍事審判的案件全部都是不當,用「不當」的詞其實是更廣義的解釋,如果軍事審判的程序是不當的,再舉例說明。在戒嚴時期所有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所進行裁罰的作為是否也是不當?如果一味推翻在戒嚴時期,將近四十年的這一段期間,國家所有的措施都基於不法國家的原則來認定所有國家措施都是不當,包含審判程序都是不當的情況之下,我們認為對於社會秩序的安定性會有很大的迫害。

如果我們目前只是針對於軍事審判案件來做這部分的認定,事實上軍事審判的程序,也就是人民不受軍事審判的這個部分,其實在大法官也有解釋過,這部分也有所謂冤獄賠償法、刑事補償法的適用,但必須是違法的審判。

如果這一個軍事審判並不是違法,尤其是針對於所謂的政治案件,我們目前推定可能會有很多不符合程序正義的原則,因此先推定它是不法,而需要補償,所以國家制定了一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的補償條例,這是今天爭執的重點,這一個法條的名稱,不是戒嚴時期不當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這兩者間差了五個字。我們在立法的時候,當時立法機關已經有意把所謂推定軍事審判是不當的作為,需要補償的範圍限制在裡面,因此在這一個範圍之內,我們認為補償條例第2條第2項的規定,其實沒有違憲的問題,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另外,有關於今天有關於李媽兜案的部分,他主張有關於國家安全法第9條部分是違憲,這一點因為時間上的問題,這個我簡要說明一點理由,其實鈞庭如果宣告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違憲,違憲的結果,當然聲請人認為即便經過確定判決的案件,都還能夠透過上訴及抗告程序救濟的話,將會產生一個問題,這一個軍事審判被告已經死亡,還能夠再提出上訴及抗告嗎?可能不行的。

這時候會涉及到有死亡的受審判者跟沒有死亡的受審判者,在法律上的權利是不相同的,因為再審跟非常上訴其實並沒有死亡的現實,如果有利於被告的話,還是可以提起。如果鈞庭宣告第9條第2款違憲,我們認為後續引發的相關問題,除會引發另外一種不公平的情況之外,還有一個上訴期間如何計算的問題,刑事案件十天的上訴期間,鈞院如何去宣告可以用上訴或抗告的方式救濟?

我們認為釋憲還是要綜合所有目前現行法律規範的制度,因為所有法律的形成是有其背景,我國經過四十年,當然鈞院也許認為這是不正當國家的體制,但已經必然發生了,也已經存在了,我們從現今的角度去看,如果認為這個補償條例的範圍有所不足,是不是應該另外制定?不僅限於叛亂及匪諜,當然名稱要如何適用,這也可以在立法機關裁量,並不是逕行宣告這一個法條違憲就可以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