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法官提了三個問題,我依序來回答。首先關於審查標準,應該是嚴格審查標準或什麼樣的審查標準,我想強調,我在報告裡面應該很清楚的指出了,這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跟德國的論述模式,最大差異在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直接認定婚姻自由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就是個人權利保障作為思考的出發點;而在德國法制上,把婚姻理解成制度,所以就必須先就婚姻作為一種制度,他的界定到底要如何理解出發來觀察。事實上在報告裡面跟口頭回應都有提到,關於婚姻作為一種制度,到底制度核心應該要如何理解,因為制度的灰色地帶本來就有演進空間這沒什麼大問題,我努力的方向就是界定婚姻本身是不是就包含異性婚姻,如果定義就包含異性婚姻的要求,那個部分自然就不會把沒有賦予同性婚姻之名當作是自然自由權利的侵害或是有違平等保障的問題。這是基本前提。如果在婚姻的概念裡,不認為說有包含異性婚姻的要求的話,那麼的確就會去討論到為什麼、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對於同性的結合不賦予婚姻之名,那就必須要,我個人認為要嚴格審查,因為這是以性傾向做的差別待遇。但我根本的考量,還是在婚姻作為核心制度理解,到底有沒有包含異性婚姻,這就是廣泛的爭議所在,所以我才提醒大法官要審慎以對,是不是要透過違憲審查來作關於婚姻制度,在社會上還有普遍爭議的情況,來做出定義。

第二,詹大法官提到的問題是,關於我提到可以參酌德國以登記的生活伴侶法這樣的選項,這個地方我的出發點是以,即使不認同婚姻制度,它可以開放給同性的結合,但是同性伴侶在社會上扮演諸多以往異性婚姻也同樣扮演的角色跟發揮同樣的功能,不可以無視而對。所以只要他發揮相同功能就要給平等的保障,這也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歷次在針對生活伴侶法跟異性婚姻配偶之間的差別待遇所採取嚴格審查的立場,就是只要有相同社會功能,都應該賦予相同保障,相關的差異如果不足正當化的話,就應該受違憲審查。至於為什麼我傾向德國的見解,因為我認為美國相關討論沒有嚴肅的把婚姻當成一個制度來省思,至於立法決定問題的決定,關於在美國聯邦憲法第14修正案的部分,未經正當程序來限制權利,但我認為前提的問題還是要先解決,就是婚姻概念的理解,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