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委員大家早安。我是「桃園原住民族政治協會」的旻園。然後我是鄒族的,Yapasuyongu。上次有稍微提到啦,就是說來到這邊其實壓力很大,因為所有的組別裡面,就是所有的委員裡面,好像只有我是代表原住民,那剛好也可以反映台灣原住民在這個人口上面的比例,就不到百分之二的這種狀況。

我這邊還是要重複地提到一個問題就是,台灣原住民族目前在司法上面面臨到的困境,不是只有弱勢而已,還包含我們所謂「傳統慣習跟國家法治衝突」,這個一直是沒有辦法被解決的這種狀況,即便說憲法增修條文跟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條規定,有關原住民族這些特殊的傳統慣習,國家需要依照這個原住民族特殊的傳統慣習進行努力。

可是,在這麼多年來,其實國家有做,但我們發現到做的一直都不夠多、不夠好、不夠快。導致說其實族人對於司法這個部分是不信賴的,非常的不信賴。那所以我們從刑事訴訟法第31條到專業法庭的建置,我們發現到說,即便是有這些所謂「原住民族權益的保障」的規定出來,可是實際案件,像是說:槍砲彈藥案件、野保法的案件,我們常常看到的是說,律師可能就是依當事人的最大利益進行考量,然後就常常勸當事人說:啊不然就認罪好了。那我們看到在檢察系統裡面常常就是直接簡易判決處刑,所以你這個案件太簡單了,簡易判決處刑,就是:「你有沒有打獵?」「有,好那就簡易判決處刑」。那可是往往都會忽略掉說他其實背後有一個非常大的文化傳承的意涵在裡面。它根據的是,它族群就是這樣子做的。

我們講說這個故事是國家,我們目前法律所看不到的,那所以前陣子王光祿的非常上訴的案件,才會有這麼多滿精彩的對話。那法官甚至問說:「既然你們都認為,檢察官們,你們都認為這個不用起訴,那你們幹嘛要上訴?你們幹嘛要起訴王光祿先生?」所以,在這邊我是希望說能夠……,剛剛我在講說這些結果,它其實不是造成那個當事人,它其實是對那個族群、它對文化傳承這件事情會產生這種不信任,「我到底今天可不可以去進行這個工作?」我能不能,像王光祿講的,「我今天到底能不能去,為了我的母親,甚至是依照他們自己族群內部的傳統慣習,來進行這些事情」。

接下來,我這邊想提的幾點是,它可能不是只有我們這一族啦,那它可能也會去涉及到其他族別,可是沒辦法,我剛剛一開始講了因為只有我在這邊。我代表原住民族政治協會。所以我這邊有提到兩個部分。一個是針對未來司法改革的建議,就軟體的部分,我是希望說,法律人養成的專業訓練,就是我們講說法學體系的改革。那我們是希望建立所謂的「原住民法規範的教育體系」。那建置原住民……,其實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學院,就是原民的法律學院,就像在東華大學。那能夠更實質的去建立這個法律課程、然後建立,去培養我們自己原住民族的法律人才。在針對一般的法學院,就像是張老師這邊法學院,看有沒有可能是多元文化,在原住民這個地方來去建立多元的原住民的法律課程。再針對目前的實務工作者,進行這些我們講說比較針對傳統慣習這種的教育訓練。

那硬體的部分我是希望說。其實在這一組有提到說像是「專家證人」的部分,然後其他組別有提到專庭、專院,然後到法扶的這個,法律扶助中心的部分,就是從各種部份來進行配套,來建置所謂的……,所以這邊一句話就是「建立多元的法律體系」,這是我對於司改……我們所期待的一個方向。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