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想表示一點意見,我想這個問題如果再開放給審檢辯三方,若剛才志峯委員跟致豪委員再繼續講下去,講一天都講不完,那這是檢辯而已,再加學者進來的話,那學者進來又留德、留日、留法再進來的話,可能一個禮拜也講不完。那現在重點是說,我當然完全了解我們致豪委員他提這個題目的目的,可是我們要想像一下就是說這樣的提案能不能達到它的目的,我舉個最簡單的意思……一個意見,這個證據法則、為什麼要訂證據法則,就是要避免那個不應該給法官,剛才許玉秀委員有提到就是說尤其給那個不懂法律的人看到,可是像我們在臺灣,我們現在起訴狀一本主義還沒有施行底下證據完全倒給法院,所以我們現在討論技術上統一證據法則要不要定的時候,其實更重要那個結構還沒有去調整,也就是說我們定了這個,可是如果還是目前的現制,偵查中的卷證都可以跑到法官的手中的話,那還是沒有辦法解決致豪委員關心的議題,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提醒的就是說,我想證據法則的話,應該致豪委員知道,美國的一個Wigmore學者他講說交互詰問是人類發現真相最偉大的發明,可是我們臺灣也號稱我們有交互詰問制度,那我相信在場的各位實務工作同仁應該可以感受到,我真的聽過臺灣的交互詰問其實濁水溪以北跟濁水溪以南是不一樣的。那剛才提到就是說,這個Wigmore學者他在美國講說這樣的一段宣示,我覺得在美國大家是可以贊成的,可是我想在臺灣我相信連我們審檢辯都很懷疑這句話,也就是說,我們那個制度上沒有周邊的或是它基本的架構沒有建立起來的話,我們單單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點點就是太技術性了。

所以我更重要要提的就是說,第一個我們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沒有……就是說美國它們有統一證據法典第一個是有陪審制度,第一點。第二點,我們臺灣現在還分成行政、刑事、民事訴訟這個法庭都有……,剛才……也提到就是說基本上那個證明力的高低是不一樣的,那我們現在就怎麼直接跳進來要解決這個技術性問題,我覺得是還要再三思。

然後再來,這統一證據法典這樣定,它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剛才有提到所謂的心證問題,可是我的了解,證據法典在解決的是「證據能力」,證據能力在解決是進到法庭的證據的取捨的問題,跟我們現在要想像的要解決人民對於法官心證的質疑的話,能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覺得是要再三思的。

結論來講,我覺得是不是我們不要……若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是建議是不是把研議制定統一法典這樣的致詞呢?因為我們剛才如果說按照我們第一個提案的話,我們是解決政策性的建議,一個政策性的建議,那至少我們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臺灣現在人民對於法官他們在做證據的取捨或證據的判斷、心證的形成是有疑義的話,那我是覺得在這方面去做一個宣示,然後怎麼解決是不是要去搭配各組、我想這個各組都有相關的討論同樣要解決這個問題,那各組要去想想看,包括人民參與審判的問題,是不是法官的心證跟人民的心證是有落差的。第二個剛才講的,技術上就是起訴狀一本主義的問題,現在偵查卷證是不是可以原原本本倒到法院裡面來,這個要帶回去考慮,那我們單單在那邊解決證據法則的問題,然後要去統一證據法典,可是我們現在證據法……還是有民、刑事的行政訴訟,還有那麼多法院的區隔,那到底是不是可以搭配臺灣來使用,那重點真的是現在真的是怎麼樣在國外講的制度,然後不是原原本本搬到臺灣裡面來就可以用,那要想想看他們那個制度在什麼架構底下、在什麼論理下去形成這個制度,那臺灣在目前現行論述過程當中要怎麼去把那個概念引進進來,我們要怎麼去制定適合我們本土的制度,我覺得是我們要思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