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接著我的話。我的話是在剛剛致豪那個問題的假設下,儘管檢察官有足夠的資源跟能力去跟被害者溝通,而能夠把他們的聲音講到法庭上,還是有一些例外的狀況會被害人的意見沒有被採納,這是合理的啦!比如說被害人告殺人,檢察官說沒有到殺人啊!傷害致死而已;被害人說是故意,那檢察官說這不是故意啊!只有過失而以呀!那你能不能說檢察官沒有反應被害人的意見?從這個角度好像是,因為我認為是殺人,你說是故意傷害而已,或是說我說故意,你說是過失,甚或啦!比如說以求刑來講,檢察官不求刑,就判多久,或是檢察官的求刑被害人有意見,被害人我認為我的求刑要比檢察官更重或更輕,不知道,就是那個量刑的意見。所以因為檢察官帶有剛剛講就是,他有利不利都要兼顧,他對被告的利益他還有一點平衡性在裡面,所以,在以被害人的角度,可能在一些案子裡面,不管案件調查的結果也好,法庭上的攻防也好,是不是能夠完全充分的去呈現被害人所謂的心聲?或是他的想法?這是有侷限性的,就是不管檢察官多麼努力,這個侷限性都可能會存在。

那到底只是為了要處理那個可能的侷限性讓被害人應該有聲音到法庭上被呈現出來,還是說,普遍的承認被害人在一些類型上面他在法庭上有某種的獨立地位,我講的是訴訟地位,這個在制度設計上面,特別跟薇君說明就是說,法律人有我們既有框架,這肯定事實,才需要你們來幫忙。就我們的框架就如我剛才講就是說,我們被框在原來那個訴訟構造上是審檢辯的這個角色,那個是已經被固鑿化了,比如我們很自然可以講出這個話來,那但是它絕對不是以我們,包括致豪跟我,我們今天在這個心理上的開放程度並不是它是牢不可破的,只是講出一個好的道理跟基礎,來說明說,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這個不足給補足?如果這個方法就是做不到,而這一個、採用這一個現在講得訴訟參與的方法可以做的到,有這個可能性的話,這當然是可以拿出來討論的,甚至決定。

大概我先補充一下我對被害人有案子,就曾經有產生我剛才講的情形,就是說我跟檢察官立場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在訴訟上我就感覺說,我的權力相對是小的,比如在法庭上發言的時間,早期連閱卷都困難,後來慢慢改善,其實我仍然要講,被害人的訴訟參加,或是被害人能不能告訴人畫等號這件事情當然都可以討論,但如果已經取得告訴人這個地位,告訴人有些是被害人,被害人不一定是告訴人,取得告訴人這個地位而他可以委託律師在訴訟上的程序保護,我們是有的,但是並沒有像現在我們在討論是不是應該進一步把它相對的制度化,擴大、強化它的程序地位跟權力,現在在講的是這樣。它的必要性在實證基礎上面,或在政策後面的效果能不能被實現出來,這個是大家可以來討論跟評估的。那致豪純粹只是從制度的良善上面還有它的效果上面提出發問,而這個是要被認真的考量,因為這個考量好以後,後面的問題的解釋才會容順。那個裕順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