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家有點誤會,也就是說我剛剛有講過,我並不是只是擔任刑事辯護律師,有很大的機會其實我是擔任告訴代理人,也希望說,當然,被害人權益,先不講被害人跟告訴人其實並非完全同一身分的這件事情,例如說在兩小無猜十六歲以下發生性關性案件,很多時候你發現被害人跟告訴人一直完全不一樣的講法,那個我們不講。我講的問題是說,作為一個告訴代理人,我當然希望我的當事人在庭可以得到剛剛許玉秀大法官所講的治癒或者修復。我的包包裡面一直放著這本書,叫做把他們關起來,然後我看了不下三遍。裡面講到烏干達的那個刑事修法或者是種族清洗修復法,他們的方式是讓被害人跟加害人可以坐下來,由被害人當面地質問加害人說,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那是一個修復的過程,在其他人見證底下,我現在問題在於說,好,我們引進了這樣的制度設計,好,那像尚諭法官剛才有講說,有一些權益確實是有公平法院或武器平等,那我的問題就回到了原點,我們明知到它有傾向滑坡的風險,那我們是不是願意考慮、同時考慮改變研議現狀的改善,加上被害人參與訴訟制度,兩案去併成去做一個研究。而不是單純的在不考慮給予現在的檢察體系更多的正確性、更多的資源、更多的人性化的機會予情況底下,貿然就要引進全面的被害人地參與制度,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坦白講,我非常地贊成在法庭裡面設被害人席位,對這點不要誤會,我完全贊成。我也認為告訴代理人作為被害的代表,必須要取得一定程度的調查權來輔助檢察官,這是我完全同意的。但是我的問題還是要回到那個比較大的層面底下,並不是因為我住在象牙塔裡面,而是因為我的生活就是每一個告訴人跟被告的苦痛。我現在要問這個問題,如果今天我們因為一個還不確定情況就決定貿然引進這樣的制度去改變整個訴訟架構的時候,那當日後冤案再發生的時候,誰來處理?像龍綺可不可以認為他自己是所謂冤案的被害人,再一次要求當初對他提起告訴的告訴人、檢察官去作為被告,這個是我必須要整體思考的問題。我理解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這些名詞很討厭,什麼武器對等、什麼公平審判啊、什麼程序正義這些鬼扯的東西很討厭,我都可以理解,因為那確實很煩,但是我要問你的問題是說,如果今天把被害人全面地沒有限制的權益引進了刑事訴訟制度,甚至我們仿造一本日本最新出的小說叫做「復仇者法」,讓被害人親自行刑就可以減輕被害人的傷痛,就可以回復我們台灣的純樸民情,就可以挽救淪喪了社會道德於無形的話,那我舉雙手贊成。但是是這樣嗎?這個是我最主要的問題,當大家在討論一個制度的時候,這個不是一個拿出來跟人民講說,這個提案我提了,所以我是為被害人著想的,不是這樣子的。每一個提案都有它的consequences,還有他的結果,各位,我們講的是日後每一個人的一生你知道嗎?是不是可以多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