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委員,那個案由部分的話就如同剛剛嵩立委員所報告的這個背景的部分,那所以案由跟說明的部分就請各位委員還有各位專家自行參考,那我直接來到我們具體改革方案的部分,那首先我們都知道那個轉型正義如果要推動的話,它其實有幾種不同途徑,那除了直接立一個那個普遍適用的法律,然後法律直接就像剛剛嵩立委員有講的或是我們有看到就是直接立法規定讓把判決撤銷,或是直接立法規定賦予本這些受判決無罪的情形以外的話,那其他的狀況只要是立法都還是要有政府部門來執行,那所以原則上我們思考就是說除非我們國家選擇用立法,然後這個法律是自動執行的這個途徑以外,那麼其他的方式還是要透過執行的方式才能達到立法目的。

那所以呢,我們就基於這樣的關懷,所以就認為應該要從特別法這個途徑,利用創設一個特別的救濟,因為我們都知道就是現行刑事這個非常救濟的途徑要適用到戒嚴時期的這些案件,特別是軍事審判案件的話,在法制上面有窒礙難行的這個空間,不管是法律的規定上,或者現實層面上,所以我們強調應該要設立一個特別的救濟途徑,那同時呢,因為它是特別法,所以我們可以避開國安法第9條要不要修正的這個問題,我們就直接援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這個效力就可以直接來適用這個特別救濟的立法,那因此呢,我們希望能夠立法的方式來創設這個特別的這個救濟途徑,那為了達成這個特別的救濟途徑,我們也提出幾點這個具體,希望政府可以做一個配套的這個部分,那當然很重要的就是要宣傳讓大家知道說國家現在已經開啟了這個新的這個救濟管道,所以宣導很重要。

那第二點就是我要尋求救濟的話,當然也需要接觸這個卷證資料,這樣才有辦法來行使我的救濟權,所以呢,國家應該保障受判決者還有家屬來閱覽、檢閱這個檔案的這個權利,我想是非常基本而且重要,再來就是如果國家要這樣提供轉型正義的扶助的話,那麼當然也要相對於給予司法人員還有律師等等,就是在整個追求救濟過程當中所需要的專業人員一定的培訓。那再來,政府也應該提供統整性的法律諮詢或扶助,那政府可以自己做,譬如說,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說國防部軍法單位,自從軍事審判裁撤之後,事實上軍法單位苦於業務量不足,那如果軍法人員可以直接來提供這個法律的協助、扶助的話,事實上我覺得這就是國家以一個積極的行為,來與受害人和解共生,因為由當年軍法審判機關的繼承現在的軍法人員來主動伸出援手,伸出這個橄欖枝我覺得是很棒的,那如果國家不方便或是沒有辦法自己做也可以委託適當的機關團體來進行這樣的扶助。

那第二點就是說,我剛有提到就是我們各國考察轉型正義實踐的經驗並沒有一定的模式,那我想原初的提案可能是希望以這個所謂的轉型正義法庭這樣的形式,那但是在整個建構的過程當中,我是覺得我們要走司法途徑的話還是要考量,第一個司法的本質,那第二個司法現在的負荷,那所以我會覺得如果我們採取參考各國的模式,如果採取一個就是具有司法權或是準司法權的一個特別委員會的形式,可能會單純比把這件事情交給司法權然後由特別法庭來審判的這個方式可能會更容易達成我們的目的。

那首先,如果我們採取司法途徑的話,即使我們創立特別的訴訟法、特別的訴訟規則,但是各位委員都能夠理解,法院基本上就是講求嚴謹的程序,然後講求證據法則的地方,所以如果真的要踐行審判程序,這些案件勢必需要相當的時間,所以事實上想要快速的謀求達到大量的這個救濟,事實上可能會有它的困難性,而且年代久遠,相關的事證等等是不是已經存在能夠達到我們用司法來操作這個標準,我想它是毋寧是比較沒有彈性的,所以我會認為就是創設一個特別委員會,那用委員會的方式,用不管是用分組來審查或是決議的方式,我相信在程序的處理上、在整個業務的推動上,應該都會有比較大的彈性。

那如果受判決人或者家屬認為說能夠得到一個有司法屬性的昭雪的國家公文書的這個重要性的話,事實上我覺得我們透過立法途徑賦予這個委員會的這個決議書就有與確定判決同一效力這樣的效果,或者我們要把這件事情更朝慎重,比如說由適當的院長或者由總統來親自頒發這個決定書,我覺得都是可行的方法,所以在回復名譽的這個手段上並不一定要限於非常狹義的這個司法判決,那同時,這個雖然並不是直接交由特別法庭來處理,由型態上屬於法庭的這個特別法庭機構來處理,但是我相信在整個過程當中司法的這個協助是不可少,所以如同我們在這邊提出的具體改革方案就會參考戒嚴時期的這個補償條例,一樣會引介適當的比例的具有司法官身分的那個人員參與,所以在程序的審查上我相信應該可以達到程序上既能夠有高度的保障,那實體上又能夠比傳統定義下司法機關更來得有效率的這個方式,所以在這邊才會建議政府優先考量用特別委員會的方式,那同時呢,特別委員會在文義的射程上也是有可能涵括法院組織在裡面的,因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名委員會事實上也是法院,那所以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開放性的這個概念,所以有助於政府再進一步研議的時候有充分的這個彈性,那以上簡短的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