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謝謝各位,謝謝主席,很高興今天司改國是會議要討論這個跟轉型正義有關的問題,不過我必須先聲明一下,就是轉型正義的議題並不限於司法的平反這一個部分,它所涵括的範圍是非常的廣泛的,那但是司法也的確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而過去在台灣解嚴三十年來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當中,司法是缺席的,那我想先……就是以下的發言應該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就是為什麼要在司改裡面去談轉型正義?那第二個就是說目前的這個做法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常常會覺得,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的冤案,或者是違法取證的方式,其實跟在威權時期我們在檔案裡面看到的幾乎是如出一轍,所以可以說這個司法文化的延續並沒有斷裂,那我們在對於過去白色恐怖時期這個司法的處置、司法文化的檢討,相當程度也是在重新的去建立一個司法的環境,所以我想轉型正義的議題,它跟司法改革的確是有密切的關係,那比較困難的問題就是在於剛剛提案人還有這個馬委員都有提到的,我們目前已經針對轉型正義,包括補償條例或者是回復名譽條例,都已經有立法、有法律在這邊運作了。

那究竟在推動轉型正義上面司法還可以做什麼?我想有一個很根本的觀念是,司法從來沒有承認自己就是加害者,司法從來沒有承認自己在白色恐怖時期就是加害體系的一環,關於這件事情我想如果司法院真的要來從事司法改革的話,必須要先針對上至大法官會議、下至各級法院,乃至於說後續的就是矯正單位等等的這些措施都曾經參與了威權時期的這個白色恐怖的迫害當中,可能各位不太清楚說為什麼會連大法官都牽涉在內?我們在看這些檔案的過程當中發現經常被引用的,例如說大法官第68號解釋,68號解釋明白的推翻刑法第2條從舊從輕原則,而且它直接推定被告為有罪,這都是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原則的,那例如說第80條在認定是否有參加叛黨組織的事實上面直接以軍事法院的認定為主,而不採普通法院的認定,那這件事情也違反了憲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

那另外第129條甚至更嚴重的把刑法上規定十四歲以下行為不處罰,128號解釋直接的就推翻了這個規定,認為十四下(歲)以下的行為如果他過去在中國曾經參與共產黨組織,不管是七歲、八歲,全部都要納入處罰的範圍,像這幾號解釋都是目前仍為有效的大法官解釋,那司法院是不是應該要處理一下這一些大法官解釋呢?那更不要說大法官也曾經促成了動員戡亂體制違憲的延續,包括大家都所熟知的第31號解釋,第一屆可以繼續持續下去,那還有第85號解釋,這個未能到場的以到場為這個出席開會的總人數,那這一些都再再的證明了司法本身就是參與白色恐怖體制建構的加害者,那我們在解嚴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看過司法院高層或者是憲法法院針對這件事情做過任何的表示,那由上而下呢,在下級法院更不用說會以目前仍為有效的大法官解釋,作為解釋當時的判決為何仍有效的一個依據?如果這些都繼續存在的話,我們很難相信台灣人民會認為台灣的司法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事實上就如同我一開始所說的,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例如說自白不得為唯一的證據、被告不得自證己罪,然後要做無罪推定,這些原則為什麼無法建立呢?其實有很大一個龐大因素四十年來的這樣的文化並沒有被改變、並沒有被否定。

那最後我要提到的就是說這個機制要如何去建立,剛剛有提到就是針對這個戒嚴時期軍事審判的案件補償條例它有非常嚴重的缺失,這個剛剛提案的黃嵩立委員已經有提到了,它僅限於檢肅匪諜條例、刑法100條跟懲治叛亂條例的範圍,但是事實上當時以牽連犯的方式,軍事法院以牽連犯的方式羅織了許多案件進去,而這個牽連犯的做法到目前為止,我猜,因為我沒有實際的數據,刑事審判機關可能還習於用牽連犯的概念在處理相關案件,那在戒嚴時期這些牽連犯的案件,他並不是依剛剛所說的那三個起訴法條來被起訴,而他仍舊是受到軍事審判,這些案子同樣受到國安法第9條的限制無法上訴,那這個範圍是不是很大?因為現在很多人在討論轉型正義的這個如果要重新允許上訴或者是重新允許一個特別機制來處理的話,案件量非常大法官可能無法負荷。

那在這裡要跟各位報告一下,就是其實補償基金會他已經做了第一步的篩選,截至2009年補償基金會的運作最後的階段,他們總共受理了8767個案件,其中決定7001個案件是給予補償的,這些案件為何決定給予補償呢?通常都是綜合了當事人所提出的各項事證以及由各機關移交由補償基金會來調閱的證據資料來去做成一個判斷,當然補償基金會它不是一個司法機關,所以它做成的這個補償決定,它也只是一個行政上的行政處分而已,那但是它所掌握的這些資料,現在為數相當多的這些資料,都可以作為未來進行特別救濟程序的一個事證資料的基礎。

那最後要提到的就是說,到底是採取委員會或者是以現行的法院設立一個特別審判庭的方式處理會比較好?這個部分我想各個國家有鑑於自己的制度特色可能會有不同的設計,那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一個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認為說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工作,它是與社會溝通,因為除了回復當事人他的……就是給予他應得的司法正義之外,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司法在人民心中的公正以及信賴感,那這樣一個過程它可能沒有辦法透過秘密的這個調查、秘密不公開的審理,像過去這個補償基金會的運作它基本上就是不公開的,那未來如果這個要以委員會的方式來進行的話,這個委員會也應該是要公開的方式,讓大部分的台灣國民都可以接觸到、知道說司法真的認真的在處理這些戒嚴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刑事侵害人權的案件,以上的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