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那當時的話,法務部給我們訓練的裡面,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所謂修復式正義他對於犯罪對於衝突的看法不一樣。除了是一個法律規定的一個違反之外,他更看重的是一種社群關係跟人際關係的一個破壞,所以他比較著重是關係的一個回復。所以他很大的一個特徵是他提供了一個對話平台,那這個對話平台是安全的,心理上他是安全的,所以不僅僅是維護他的身體自由,或是自體上的一個安全之外,怎麼要去塑造一個心理安全的一個平台跟空間。那這樣的空間裡面經過雙方對話、經過雙方去表達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跟影響之後,他會有一個所謂的傷痛療癒,那也幫助那個加害人他面對他自己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能夠發揮他的恥感去承擔一個責任。那到底容不容易?不容易。因為大概我做了已經快七年,其實他並不容易,他其實是一個跨領域去整合的東西,他並不是法律、也不是心理、也不是社工,它裡面有一部分是屬於衝突的化解,一部分是屬於心理的動力,那有一部分是屬於系統的一個資源整合,那為什麼可以修復呢?其實他講的是說,人在面臨所謂的危機的時候,我們生存的本能,我們自然會對於這個事件,當然我有一個利害衝突在裡面的話,我一定會有一個防衛機制,那防衛機制會造成我對外可能是攻擊,說別人的錯別人應該要負責任,或者根本就否定有這個事實的發生,有這樣的因果關係或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雙方對這個事實的一個核對,或責任的一個釐清,或價值的一些判斷裡面,其實事實上我們的對立是愈來愈衝突、愈來愈白熱化。所以在我們做這個所有的事件裡面,我發現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所有的加害人在所有的程序裡面,他都有被害的感覺。所以你很難在做一個修復式司法裡面從他一個訴訟事件裡面,界定他是一個加害人或是一個被害人,當我們去接觸他的時候,我們會很清楚去感受到這一點。所以在這一點我們到一個事件、一個防衛機制,這為什麼可以變成關係上的轉換呢?最主要是因為他被同理了,他被接納了,他不被判斷,之後他才會產生有一個心理的安全感,把它原來的防衛機制給化掉。因為這樣子所以他眼睛才會打開、耳朵才會聽到、看到我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所以這個時候被害人講的話他才會聽得進去、看得進去,因為這樣子他本身原始的那個心理,心裡最原始的那個情感他會出來,所以我們叫做明恥,所以他才會有勇氣去承擔責任,去修復他在人際關係上面或社群關係上或自己本身,他對自己本身的罪惡感或是他的一些自責,或者是補正他自己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所以他的動力上是這個樣子。

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不理會這些人的心理動力,我們單純只講規定,我們只單純講價值、只單純核對證據,其實都會加深人的防衛機制。那所以為什麼其實司法機制,其實我今天來提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今天司改講的是人民信賴的司改,那就是我們使用的方法跟我們處理事情的手段,其實是對於真正進入這個司法系統裡面,人民真正的感覺是在這裡。所以當我們去同理,大家可以看到當相對人被同理的時候,這個時候才會減緩他的傷痛,並不是說我一開始加害人道歉,不管是為了法律上的便宜或是想要得到什麼好處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經常聽到很多加害人不斷「對不起」,被害人說沒有他重頭到尾沒有「對不起」,這是個非常有趣,就是他完全聽不到而且不認為他真的在對不起。那我們也看到,也因為他願意承擔責任也降低了再犯,因為我來之前有看了一些司法院跟法務部的一些報告,或是提出來的一些質疑,我這邊特別要提出來,其實修復式司法他最重要是一個人本司法,他是以人為主體去處理這樣的司法事件。所以今天在司改裡面,他其實有很大的意義,我們一直在講司法的信賴。剛剛那個老師也有提到,到底給他四倍的平均所得,這個東西比較貴還是一個司法信賴,他的成本比較貴。那我想告訴大家就是我當律師的經驗,我們律師裡面不斷的去奮鬥,可是不管最後的結果,不管法官的判決有多正確,其實通常都認為司法是不可信任的,不管是加害人跟被害人。那我覺得當然我們現在在司改裡面,我們也研究很多審判制度的改革、裁判書的語言或是人民的參審,可是我們比較忽略是進入這個司法事件真正的主體,這個當事人,他本身在使用及他心理上的看法跟想法。所以很多人會問說,我們就很多調解,調解也都很有成效,那我們現在也有很多其他的機制,為什麼還要去推修復式司法,或甚至會提出說修復式司法跟現在調解有什麼不一樣。那我特別就做這個表,大家就可以看的出來,傳統的調解是以這個訴訟事件為主體,他只要把這個事件解決掉;那修復式司法是以人為主體,他在乎他人真正內在的感覺,以及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情。幫助他有能量去解決他的事情,所以他是以人為主體的。所以他的目標是會在承擔責任跟療癒傷痛,所以可以看的出來在這個裡面有一個調解的調解人,修復式司法有一個促進者,可是我們使用的手法是完全的不一樣的。大家如果有去過調解委員,我們現在鄉鎮調解條例,對於調解委員的資格沒有一定的限制,對於他的流程、對於他的方法其實都沒有規範。可是大家如果共同的經驗,都屬於那個是一種評價介入式的調解。調解委員他其實通常會以他的知識跟經驗,對他的事情給予一定的評價、分析、建議或是勸導,甚至他會拋出方案。所以換句話來講在調解的過程裡面,很少去涉入他內在的一個部分,所以可能這個事件,在訴訟裡面他可能在這個調解經過解決,可是可能調解之後出來又生出另外一個訴訟,這是我們實務上所常看到的;可是修復式司法是以人為單位去解決問題,那基本上我們最主要是中立跟傾聽,我們不會判斷也不會去拋出一個和解的方案,所以我們是幫助雙方去同理,先同理一方然後才讓他有能力去同理雙方,因為這樣子的同理能夠聽見、看見別人的影響,他可以改變對這個事情的一個認知的框架,重新選擇幫助他對話,所以我們所達到的效果,其實跟調解是不一樣的,我想這個部分有些東西是可以回答司法院所提出來的疑問。

那我以我自己的經驗,我在學習這個修復式司法的時候,其實法務部一開始引進的是香港復和中心裡面來幫我們教導。那復和中心其實來自美國IRP的一個分部,所以他用的是同一部教材,那一部教材他來自於澳洲的警察,他們用在量刑階段、用在執行階段。所以我們可以在那影片上可以看的出來,那個一坐下來,加害人馬上就道歉,那其實在台灣做修復式司法我們現在主要的案源是來自於偵查,來自於檢察官的轉介,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的。所以如果我們單單只操作所謂的警察系統的五句化,其實在現行的修復實務上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難。所以在這幾年裡面,其實我們就是參考了國際上修復式司法的一些修復對話的技巧我們加入了善意溝通是人本心理學化解衝突的方法。那我們這幾年我自己個人做過重大刑案有殺人,現在做一個是失火案,一個阿嬤煮飯失火造成三個人命的死亡,他的女兒、兩個孫子,然後他一個孫子重傷,然後三個家庭在互告。其實這個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這件事情沒有辦法在司法得到任何解決,司法只能裁判而已。然後我們也做過了,就是鄰居之間互控妨礙名譽。我們也做過醫糾,醫糾其實我這裡特別要提出來,其實在修復式司法裡面很難以加害跟被害來談,尤其在醫糾,沒有一個醫生承認我是要加害我的病人,所以修復式司法如果以標榜是VOM,標榜是有一個加害跟被害,其實他是很難化解的,所以我才會講說其實很多修復式司法在我們國外很多為什麼又有ADR?ADR的意思就是說他基本上是一個訴訟外的糾紛解決機制,他不單單以所謂的量刑或是執行階段說我承認錯誤為開始,他是透過一個修復程序的開始,反而促動因為同理心的作用,促動他的恥感讓他願意去承擔責任,所以很多國外進入修復式司法,只要不否認有這個行為發生,不否認有這個事實,可是對於這個評價,我到底是有罪無罪,他是可以被保留的,那經過這個修復程序再慢慢去發現,然後他改變他的認知框架而願意去承擔、願意去面對,然後共同來修補這件事情,所以在醫糾案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其實有非常非常特別的效果。他這個案子是經過兩年訴訟,後來我們經過了10個小時的修復式司法然後兩個人抱在一起,然後說為什麼要折磨兩年。

然後我們做了一些傷害恐嚇的案子,進入校園衝突其實並不是我們的原先所想,我們是從法扶的案件裡面發現的。既然校園非常微小的訴訟可以兩邊都是法扶的當事人,然後生出四個案件然後四年之後,這兩個小孩繼續在告,只是他衍伸出來不僅生對生,生對師、生對學校各種的訴訟。然後台中有10幾個律師都接過這個案子,這是讓我非常訝異,所以我們才會想說把我們在司法上所學到對於衝突的看法,對於關係的修補的這些概念帶進學校,所以我們去跟教育局合作,因此我們去推法治教育。就一件事情、一個行為他不單單只有法律的意義,法律的民事責任跟法律的刑事責任,更重要的是他有沒有看到這關係的破壞,我可以怎麼樣去修補,所以我們也去查了一些國際上的運用,其實國際有很多是進入校園的,包括讓在學校裡面他有做peacemaker,做值日生只要對班上有衝突就可以到值日生裡面,前面來化解衝突,甚至也會植入到公民教育的課程,變成一個社會議題的公民對話、修復對話,然後因此,因為他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溝通、理解然後尋求共識合作、化解衝突這樣的一個基本的方式,所以台中律師公會有試著推到職訓局,推到中科上市櫃公司裡面去做HR的部分,我們有推到醫糾、有推到醫護人員他的對於跟病人家屬的一些支持,其他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廣。所以我們在不同領域裡面有發展不同的教育課程,因為每個領域還是有每個領域的文化跟每個領域的語言,跟他衝突的情況。那這個東西其實後來我們有機會去找國際上的應用,其實他的應用是相類似的。那比較特別的是,其實大部分的國家都用在少年事件處理法,而且都以少年事件為主軸,而且根據他們報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成效,那當然有一些為了所謂的出獄前的社會復歸,那出獄前的社會復歸這個部份很多並不是指的跟被害人的調解,指的是跟他的社區,他要回去的社區或是要回去的家庭做這個關係的建立,來讓這個更生人能夠順利回到我們的社會不要被邊緣化。所以大概我們也可以看到他還有一個是社區調解,那社區調解其實非常非常的有意義。剛有特別提到ADR到底意義在哪裡,我們因為台中在推這個律師培訓有很多律師知道,所以他開始有一些案件他覺得他適合進入這樣的修復式司法,可是因為我們目前的政策上執行都只落在形式的偵查案件為主體。所以變成是說那個律師必須告訴他的當事人你先去告他一個刑事偵查案件他才能夠進入修復式司法,就會變成是這樣一個非常怪異的現象。可是事實上來講,如果我們可以在建立一些所謂的社區的調解是用這修復式司法或修復調解的方式的話,其實他可以在衝突一發生的時候,在進入司法之前其實他可以消滅衝突,可以避免社會的成本。

那我特別提出來其實英國有七份非常大質性的一個研究報告有指出來說,每一分修復式正義所投入的成本,將來都避免社會3.7到8.1倍的犯罪成本,所以我還是講說,其實修復式司法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我是不是要投很多很多的錢,我是不是要投很多很多的人,可是根據國外他們40幾年的裡面,他們所出來的研究報告裡面的確這是非常有成效。我的具體建議,當然我會提出來,一個就是刑法刑事訴訟法跟少年事件處理法及相關法律一個入法的問題,承我剛剛的解釋,其實我們或許可以說,目前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裡面,一些相關機關報告裡面,會提出有些條文已經帶有修復式的意味內涵在裡面。從文字上某些可以說有一些些特徵是match的,可是我必須要講的是說,當時我們緩刑、緩起訴或是協商,其實我們最主要是避免行為人進入司法的下一個階段,我們是為了減少審理的負擔,我們是以審判機關的立場來做這件事情。我們並不是以人民的立場,所以你可以去看所謂的緩刑、緩起訴並沒有一定要徵詢被害人的意見。那我們也看到了少年的協商的一個先審理,他所徵詢是加害人跟加害人的輔佐人的意見,然後以檢察官的處遇作為參考,基本上它是法官主導。這裡面如果以所謂的三種修復的層次來講,其實他的修復意味及他的實務上操作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那我有看到所謂的假日生活輔導,說是還有修復的意味,可是如果我們假日生活輔導,我們看我們的條文指的是品德教育,然後學業輔導、然後養成他勞動服務、以及勤儉的習慣,那事實上對於少年或是少年虞犯,與我們接觸的結果,其實他們最欠缺的應該是所謂的被害感知或同理心教育,以及他自己的情緒教育以及溝通社交技巧,國外也是都放在這上面。他所謂的修復處遇是放在這上面,並不是我們所謂的品德教育或是那些訓誡、或是生活輔導的內容。所以我們會說從文字上或架構上,或許說他是有修復的,可實務上的操作,我個人的認為是不太有而且沒有入法,其實除了說沒有專責的機關、人力可以讓這件事情去深耕、去發展之外,其實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當我們律師在法院的案件裡面,我們認為要進入修復式司法是有幫助的,當然我們提出這樣的建議,我們常常碰到法官跟我們講,司法院不辦修復式司法,那是法務部的事情,然後告訴我們訴訟案件沒有辦法停下來,其實這些都造成我們很大很大的困難。所以我會覺得說,其實有入法跟沒入法,其實他的差別會很大,而且現在的法條實質上,他並沒有辦法去反應所謂的修復式正義的這個精神。

那另外一個我比較想要提的,當然在修復式司法剛剛秉慧委員有特別提到,那是雙方的自主,並不是強迫進入的,可是在聯合國的手冊裡面講,法院有促進的義務,當一方有提解他應該去促進讓他有這個程序可以跑,當然他如果法程序可能會有兩種,像目前因為沒有修法,所以台中的做法是說,如果在偵查案件裡面,雙方經過解釋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的時候,這個案件會暫停、暫停一段時間,然後再回報他整個的過程的處理經過,所以我也蠻贊成說其實是可以observe,他所謂的修復基準,我們可以根據他回報的結果看他所達到的修復基準的程度,我們來酌予給予緩刑、換緩起訴或是一些其他的處置。這是目前台中在做的做法。當然另外一種是,我上次有聽過盧映潔老師他的修法,他是採德國的標準,他把緩刑、緩起訴做一個負擔的處分,等於責成加害人必須做這個行為,可是到底這個附加的處分,會不會造成他後來緩刑、緩起訴被撤銷,其實還是看他的修復的結果,當然不以達成協議為目標,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擔心說,被害人會不會用這個方法來要脅,反而造成,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採cert他大概有幾個修復的標準去鑑別,我們可以看得出這加害人有沒有努力,到底他做了什麼行動,他做了什麼表現。我想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做一個細緻上,或者立法技術上的一個參考。

那我特別提出來是被害人優先,尤其是重大的刑案,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做過殺人案件做了兩年,這個過嶺面,我覺得在人性上難免,會碰到被告以自己的刑度或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而去道歉或是而去想要急迫地去進入修復式司法,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在國外很多像這種重大的傷亡案件,他會建議在執行階段做,或是在最後的監獄的時候才去做這個部分。那我覺得台灣是不是要這樣子,當然一個好的促進者他應該會有自己的判斷。那我覺得至少我們應該尊重被害人,就是重大刑事件我認為不要讓加害人自己在報章雜誌,一直發起說我要進入修復式司法,其實我們在台中,因為跟犯保比較熟,跟很多被害人在一起,他說其實他對那個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屬是一個二度的傷害。你用報章、用輿論的力量,加害人喊著要進入修復式司法,然後被害人沉默,其實沉默的背後心裡面是很大的痛楚。所以我是覺得重大刑案的修復式司法的發起,也許可以做一些特別的規定。那編列經費指定專業人員,這些專責人員剛剛都已經報告過了。

那補助民間團體去發展RJ,我覺得這是有必要因為國外其實他很多都是民間團體他在操作這修復式司法,只是可能在政府方面他有一定的監督或一定的管理。那擴大人才的培育,目前法務部是有在做,我知道台北大學、中正大學都有一些相關的課程,那我有去研究,在國際有關於大學研究所,這個RJ的教育都是放在法學院,放在教育系跟心理系。因為我講這是三領域的一個,所以比較少放在犯罪預防。另外一個我們想要提出來是說,國外的所有大學在教導這個RJ課程的他們都一定有實務,老師一定下來做實務。跟我們現在為什麼有一個瓶頸上的困難,就是我們現在在修復式司法的老師他沒有下來第一線做衝突,所以他對於到底促進地在第一線衝突裡面,我所需要的核心能力,我的課程的規劃、我的實習、我的督導,其實在這一方面都是對我們的幫助是非常非常小。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我覺得法律是一個社會的安全網,在糾紛之前應該是屬於社會的教育的部分,我有看到在100年法務部有一個很棒很棒的報告,好像在座也有委員有共同去完成那個報告,他報告裡面提到RJ的前階段,其實是一個社會安全教育,包括校園的教育、包括社區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中心的教育。因為這個其實上是一個人際關係的互動及人際關係的理解、認識,以及我怎麼看待衝突、怎麼去化解衝突,而不是一直講是非黑白對錯,什麼事情都擺到法院,然後把訴訟的成本降到最低,讓訴訟的資源是可親的,我想這樣子對於所謂人跟人的關係,其實是撕裂的是更大,所以我覺得法律訴訟一定是我們社會必要的,因為它是一個最後的一個穩定力量,可是在訴訟之前,我們應該有更多的化解衝突方式的分流,那這樣子也才會讓我們能夠集中精力,把我們的訴訟制度更精緻、做得更好,否則如果大量的訴訟湧進,小小的訴訟湧進法院,我們每個案子都做參審嗎?每個案子都做陪審嗎?我們每個……其實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社會成本,而且可能操作出來的結果是人民更多的不信賴跟不理解。因為其實真正在這個訴訟事件裡面,使用這個資源的主體,應該是衝突的當事人,而不是法官,然後另外當然我們也希望說,就於更生體系,它做為一個社會復歸的一些RJ的計畫跟活動能夠落實出來。尤其我們前陣子看到有很多現在年輕人的吸毒,然後安置機構的問題,或是脫離那樣的一個安置機構,進入到社會因為沒有足夠的支持,跟他的家庭關係沒有建立,很快的又再走回原來的路,這個是讓我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一個地方,那大致上就是提供給大家一下,這幾年我自己所知、所學及我所見,供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