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有用一點功,我來之前有再看一下聯合國的手冊,這手冊裡面他們並沒有寫案件類型,他們比較在乎的是我怎麼啟動的時候,是不是雙方自主意願他有認知的能力,以及注意他的身心的各種狀況有沒有受到什麼刺激。我看他開啟案件並沒有就案件類型,那當然如果說我們今天是完全考慮所謂的經費,那當然我們就可以選擇案件類型。可是事實上來講,我剛剛特別……為什麼我會去以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做過的案子,我覺得不管是大案子、小案子,當你看到那個修復,你覺得為這個人都非常有意義。所以我是覺得那個是……我會比較把這個所謂的案件類型的考量,除了高權控,因為高權控的受害人他完全沒有自由表達自己認知跟意識能力,他在那個情況他不能平衡,所以他不宜進入,所以他是因為修復司法的條件、開啟的條件,他不具備。那如果說你要從案件類型也是可以,就比較算是政策的選擇,而不是本質的差異,說哪個案件類型是適合的,或哪個案件類型它是不適合的。其實我們也看過很多那種家人它都是微小的案件,可是那個折磨是很深的。所以說是不是一定是重大刑案才意義,這個是都有意義,對一個生命都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