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想我可以簡要說明一下,應該說我跟秉慧委員大概意思一樣,就是說作為辯護人,其實我們的希望非常渺小,不要說偵查中適時的主動揭露資訊,坦白講只要在辯護人、或者是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去跟地檢署詢問的時候,地檢署承辦檢察官願意回覆我們現在辦案的大概進度,我們就已經感激萬分了啦,坦白講,這第一件事情。

所以你說其實今天我們在提案裡面這邊,雖然是講說所謂的這個偵查進度亦應於適當時機主動告知被告或嫌疑人,這東西其實在美國也是採取類似的情況,是因為它就是有一個所謂的適時提供、適時揭露資訊義務;那就算不這樣做,坦白講就算把這個義務化為被動的,就是說當告訴代理人、告訴人、被告或辯護人來詢問檢察署承辦檢察官的時候,那他就有義務揭露,這樣子其實我認為,就我個人的觀點,我不敢代表秉慧委員說話,我也可以接受,所以這個是完全可以商量的。

那第二個回覆崇略委員的問題,就是說我們當然不太可能把密行性、密行性的需求特別強的這些強制處分無限的上綱。例如您剛剛提到,在進行大規模的這種經濟犯罪的偵防,或者說跨國的毒品或人蛇販運的案件的時候,有些時候依照通訊監察法,或者其他法規,進行這種密行性偵查,它會有效、要求特別高的情況,那對我來講,我不太可能會說,你每一個這種跟監處分、或監聽處分要下之前,你要先打電話通知被告說,對不起我接下來明天開始、午夜十二點要開始監聽你的電話,那我想那完全是defeat the purpose啦,這就沒有強制處分的必要性。所以這個東西會因為強制處分的性質而需要做調整,那這個部份我想崇略委員不需要擔心,我們是非常講道理的。

那第三個部份我想提出一個所謂的比較立法例。美國刑事訴訟法,美國叫刑事訴訟規則啦,其實在第16條裡面,它採取的是主動揭露原則,也就是說案件一到了政府,它的政府指的是檢方的手上,所有的卷宗、證物,它就立即要有一份的copy,印一箱、或者一個卷也好,直接送到律師事務所去。之後再有新的專家報告進來、再有新的證物進來,它同樣又是copy、又送過去,那這個是他們行之有年的做法啦。那我個人是認為說,其實不要把它想成是檢辯對立,就是說以我們現在認識的檢察官,他同時具有所謂的客觀性、中立性的義務來看,確實在早期,其實國外有實證研究也指出,早期適當的資訊揭露,其實對於冤罪的避免也有相當的實務效果,那這點我想也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最後一點,對不起我補充,我其實,之前我跟婉諭委員討論過,我們認為這樣子的資訊需求權,或適時的資訊揭露,對於被害者跟告訴代理人、跟告訴人來講,也是非常需要的。為什麼,因為有些時候,其實我也當過很多案子的告訴代理人,那特別是像性侵害案件或者一些其他的案件,對於他們來講最大的折磨不是等,對於檢察官的案件量有多重大家可以理解;折磨不是等,而是永遠不知道下一庭什麼時候開、或是在哪裡,或者說我對於這些證據的內容可不可以表達看法,我能不能透過告訴代理人適當地跟檢察官表達說,那我們希望這個東西可能會往哪裡方向辦,不要說影響,提供給檢察官作參考,所以這個我想也特別說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