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應一下,也包括照真老師的問題,也包括這個林志峯檢察官的一個問題,也包括剛剛二位檢察官以個人身分發言的問題啦,那接下來話有點重,就不要介意,對事不對人。

第一個,在偵查程序裡面,被告跟告訴人、或者告訴代理人跟辯護人的資訊取得權,不應該是國家的恩給啦,它不是國家的恩賜說,我要給你看、給你看,我不給你看、不給你看,不是的。現代民主國家裡面不應該有這種情況存在。所以對我的情況來講,我認為,我完全認同許玉秀老師所講的,我也回答、藉此回答這個林檢察官的第一個問題,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如果是這樣為德不卒的解釋,它對我個人根本沒有任何的拘束力,我坦白說。事實上來講,它的這個解釋是有漏洞的,這點我完全同意,我也不認為我們這個會議受到大法官解釋的拘束,這是第一個問題。

因為現行的制度上,這一塊它就是漏的、漏的,那如果說我們從實際的觀點來看的話,其實就一個案件的偵辦,如果你是以去蒙蔽被告、告訴代理人、告訴人、被害者、跟辯護人,作為偵辦的前提的話,其實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現代的刑事偵防制度應該思考的方向。其實按照這種邏輯的話,德國和美國的檢察官恐怕都不要辦案了,因為我剛剛講得很清楚,美國刑事訴訟法第16條,從一開始、案件收到開始,它整個資訊就有強制揭露的義務,這個不是我、這個法條就在這個地方,我現在就看著它。所以我想這一點可以考慮一下,就是說有關於這個,我今天會很客氣地提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各位理解,資訊對等權進入訴訟的時候,其實是多麼嚴重而且必要的一件事情。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被告,有可能只是因為一個借款糾紛你就變成詐欺被告,你知道嗎。但很多時候我有很多的當事人是變成被告的時候,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去的時候他也沒有看到任何證據,就開始問問題、做筆錄,然後兩個月開一次庭,一直拖、一年半之後,起訴或不起訴、或者簽結,你最後才會知道,我們現在面臨是這樣的一個偵查情況。

我無意說所謂的這個,檢察官在這方面有任何故意要去扭曲這個系統的意圖啦,但是我只是想指出一件事,只因為崇略檢察官、跟在場的主任檢察官個人願意把這個資訊揭露給所謂的被害人、或他的家屬、或告訴代理人,這是一種恩惠式的想法,我其實不贊成,我希望在法制面可以有所建制,這也是今天我們提出這個東西的主要理由。

第二個,有關於檢察官的地位在發現真實這個事情,我想要講一句很重的話,我認為不管檢察官或司法官,我坦白講,I don't care,我真的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吃自助餐,你不能在偵查程序裡面跟我講說我要發現真實,然後到了這個審判程序,你說我要代理雙方,你知道嗎,你只能either,就是代表,以國家公訴人跟偵查的身分代表一方,持續在偵查跟審判中同一個地位,或者你就是完全就是客觀性義務,你不能說我的角色常常要轉換。那如果這樣的話,置我們在憲法底下的武器對等原則於何處,或者無罪推定原則於何處,這我就想不通。所以我無意要牽扯到別組有關檢察官定位的爭議,我真的不在乎,而且我真的願意,就是說提出來,跟這些檢察官們就是說,我覺得你們的身分、你們的工作都需要做調整跟保障,我完全贊成。但是唯獨資訊對等權這件事情我非常的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