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吳委員這個擔心我當然也是很尊重,而且我能夠同理,我了解這個困境,但是就我執行律師業務二十幾年的這個經驗,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比如說,我們在冤案救援,我們沒有一群人成立一個冤獄平反協會,來極力來對我們主張有冤案的人。

所以我們在去年五月三號,被關了十四年的死刑犯,我們也把他救出來,那你去看美國最高法院的裁判史裡面,你就發現說其實有很多標誌性的案件,包括認為種族隔離,就「布朗訴教育局案」裡面,他提出聲請的人,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律師,這些人是不要錢的,所以我認為就是說,如果大法官能夠建立這樣的一個機制,有一群人他們也會努力,來建立一個讓台灣能夠有這個憲法意識的、然後能夠追求更有價值的人權的這種進步的判決。

我相信當然,有資源的人,特別是有錢的人,他可以聘請很好的律師,他可能會取得很多解釋的機會,但是同樣的,台灣有一群很努力的律師,或者法律人士,他們一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是覺得吳委員,有點過度擔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