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著何委員的話來提,就是很多年前我們台灣有出了一本法普的書,我們是翻譯成美國的法律書籍,叫做《吉迪恩的號角》,那裏面是在講說美國一個受刑人他在監獄裡面,就拿了一張廢棄的信紙,在背後寫了一下他自己的案子,後來送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後來聯邦最高法院受理了他的這個上訴,然後做了一個判決。那當然我們看到了吳巡龍委員前幾天提供給我們的資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規定裡面說上訴到他們法院裡面的所有的文件格式要非常的嚴格,好比說,第一頁要甚麼、第二頁只能夠寫問題、主題,然後全部的那個聲明書不能夠超過一千五百個字……等等,所以你不符合這些格式的話,理論上最高法院就是直接駁回掉。

但他事實上他對於監獄裡面的受刑人,甚至是目不識丁、可能錯誤百出的文法,那樣的一個申請書他還是會接受,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如果賦予我們的大法官,有裁判憲法的審查權的話,我們或許可以訂一些律師規定,但是那些東西不見得是一定拘束大法官,所有的申請案一定要按照這個規定它才能接受;不照這樣的規定就不能接受。因為如果這樣的嚴格,這麼冰冷的規定的話呢,真的就會可能淪落到說,只要有錢人可能請很棒的律師,可以照著格式去寫申請書,他的案子才會通過;無權的人、弱勢的人他寫的申請書,可能連格式都不符合,馬上就被打槍了。

那既然說我們希望說我們讓大法官有裁判憲法審查這樣的一個權力,他基本上的許可上訴的話應該是,「原則禁止、例外許可」,那既然是例外許可的話,他應該給大法官比較彈性的保留,讓他有自主的選擇案件的權力。那他覺得說那些案子讓他做出裁判之後,對於人民普遍的「憲法權益保障」更有幫助的話,我們讓他通過,而不是說非常嚴格的硬性規定,這樣或許會比較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