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那個……這個選案的標準,我可以同意。我覺得應該大法官透過實務的發展,應該最後也能夠透過一些審理的規則,我相信也是可以發展出來,那麼也可以對外公告,我只是不希望,那個選案的標準最後是由法律來規定,如果由法律來規定審案的標準,那會變成……假如說一年有五千件聲請,那麼就變成是大法官他必須要一件一件地,他必須要來──如果他駁回,他必須要說明理由,來看看這個人民的聲請是不是符合法律所規定的要件。那基本上我想,不管是德國也好、美國也好,他不受理他都是可以不附理由駁回,因為這個案件量真的是非常地大,如果能夠允許大法官能夠以不附理由為駁回,那麼我可以同意就是說,以後大法官也可以透過他案例的一個累積,能夠透過他審理的規則,也可以對外公告一個審案的標準。那麼他的審案標準當然就會涉及到,它一定是具有憲法原則的重要性,並且它也會發揮──就像張升星委員所講的,它是會有那個遞延的效果,也就是我們這裡所講的,它會有超越個案的意義,更具體地講,應該就是說,它是到底我們怎麼來判斷,這個到底有沒有憲法原則的重要性?我們還要更進一步來判斷。所以憲法原則重要性,如果在德國,它可能會再進一步來看看,這個案子是不是有重要的基本權的關聯?可能是基本權的衝突,那麼你如果沒有衡量而這個確定終局裁判沒有意識到這個個案有基本權的衝突,那這個時候,這個情形他會認為是可以把它收進來來受理;或是你即使有基本權的衝突,你有衡量,可是你的衡量有明顯的重大錯誤,這些都是一步一步把它的選案的標準,把它進一歩地具體化。總之我只是強調說呢,不要法律來明訂那個標準,如果法律來明訂那個標準,那麼會讓整個大法官的那個程序整個會脫列,它的效率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