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我舉兩個國家的例子,第一個當然是美國。那我覺得……我一向是這樣,就是說,所有的正義都需要代價啦。那實際運作你要看看現在是人權或是憲法,這大概都很重要,但是實際運作是不是能運作、有它的運作的成功,我覺得這是必須考量的。我順著林委員剛才講的,其實美國就是這樣,美國一開始是大法官不太有事,後來都強迫他們每一個案子他都要接受,後來運作的結果是,第一個大法官本身受不了,第二個是他案子太多,他反而沒有辦法凸顯這個案子重要的憲法意識到底它重要性在哪裡,已經不見了,因為太多案子了,所以到後來美國其實完全幾乎授權給美國大法官可以決定權

另外一個相反的例子是日本。日本幾乎到現在最高裁判所所有案子都接,所以日本它的運作的情況是幾乎是最明顯的嘛,幾乎它的最高裁判所的憲法judicial review,事實上是全世界被認為是最保守的、最不長進的。雖然即使他們的憲法都有明確規定,judicial review都在憲法裡面了,事實上運作的就是說,它的最高裁判所要接受的案子太多了,所以基本上你不可能讓大法官好好靜下心思來去說哪一些個案才是具有憲法意識的,或是嚴重侵犯人民權利的這種案子,事實上如果案子都進去的話,事實上是它沒有辦法去好好想這些問題的。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我同意的是像林委員講的,這應該是我認為是授權讓大法官慢慢地去發展出他自己的一套標準出來,不用說一開始就規定他,如果一開始就規定他,如果說……猜測一下好了,假設一年有三百案件,我相信這個大法官大概就會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