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這邊僅代表法務部針對強制代理這個配套的措施呢提出法務部的這個報告跟意見喔。那麼對於配套這個刑事訴訟採金字塔化之後的這個強制代理制度,包含刑事訴訟的強制辯護制度呢,從提高訴訟效能及這個人權保障的這個觀點來看,我們也都是樂觀其成的,不過從剛才律師公會、律師全聯會還有這個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報告,我們可以看的出來喔,特別是刑事訴訟的強制辯護案件呢,如果說再擴大範圍的話,確實會……目前大部分都是必須靠國庫,不論是這個透過公設辯護人、指定辯護、義務辯護,或者說是由法律扶助基金會來支應,大部分這些來源呢,都是由……最後都是要由國庫來負擔相關的這個強制辯護的支出,那麼造成這個國庫很大的負擔,那所以呢,我們在考量強制辯護還要再擴大的話,那就必須另闢途徑,避免造成這個國庫……這個更重的負擔。

那剛才法扶基金會的代表也提到了喔,現在有一部分……強制辯護是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來指引的喔,那法律扶助基金會百分之九十,目前它的這個財源是由……也是由國庫來支應,那麼以最近的統計資料喔,剛才其實法扶也提出報告了,它不審查資力的案件已經超過一半,那這些大部分的案件也都是強制辯護案件。那除了說是國庫的負擔很沉重之外呢,民眾的觀感也未必好啦,就是說國家花錢、花納稅義務人的錢,免費替有資力的這個犯罪……或者甚至是犯罪嫌疑人來辯護,好像大家對這個觀感齁,不是很好。

所以呢,法務部是建議說從這個國家的財政負擔,以及這個所謂的有效的利用這個訴訟資源來看呢,必須另闢一個新的這個途徑來考量,支應相關的強制辯護的這個途徑,那麼我們就想到其實律師是具有高度公益性、利他性的職業,那麼特別在刑事訴訟上,他跟法官、檢察官共同承擔了一個所謂「發現真實、實現公益」的這個協力關係,所以很多國家喔,在我們的報告裡頭,法務部的報告裡頭已經列出來,很多國家都賦予律師呢,有一個公益服務的這樣子的義務,那麼今天在這裡談強制辯護或者強制代理制度呢,我們也希望能夠引進這種強制的公益服務的這個制度喔,幫我們的這個強制辯護案件呢增加一個途徑、資源的途徑。

那麼所以……我必須說明其實我們目前……按照目前的現制其實律師是有公益服務的這樣的規定,但是並沒有強制性,目前是規定在由律師、全聯會所制定的《律師倫理規範》的第九條,確實有規範律師是有這樣子的義務,但是因為在倫理規範裡頭,它並沒有強制性,那所以我們是希望呢,剛才台北律師公會的報告也提到了,能夠把這個公益服務呢,放在《律師法》裡頭把它提升、把這個義務提升到法律的層次喔,那麼這邊不浪費各位的時間,我就簡單地把這個比較完整的、現在法務部規劃的這個公益服務的這個制度呢,簡單的具體方案去做一個報告。

也就是說,在《律師法》明訂律師每年的公益法律服務時數,五十小時。是參考大概,美國啦或其他一些國家,大概都是這個時數的規定,那這是有強制性的法律的義務,那另外呢要讓這個制度運作的更有彈性呢,我們也仿照美國或一些國家,就是說,律師如果個人很忙碌,他沒有辦法在每年……一定都可以固定的提供這個五十小時的話,他可以提出這個服務的公益捐,就用金錢來換這個服務時數,然後也許就讓公會,律師公會來統一運用這個公益捐,讓別人讓別人來幫你做這個公益的服務,那麼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公益服務時數必須跟強制辯護的制度呢做結合,支應強制辯護的這個需求。那所以呢,也是仿照……美國現在像紐澤西州的這個由律師公會跟法院或者是檢察署的搭配,像奧地利也是明文規定在它的律師法裡頭有這樣的制度。在法院或檢察署……在特定案件需要強制辯護的時候呢,就像律師公會請求支援,有公益時數的這個……需要公益服務的輪班的這個律師支應這個強制辯護案件。

呃……跟各位報告,尤其剛才像台北律師公會還有立法院也都在……對會對法務部提出建議是不是說希望我們研議,擴大偵查中的這個強制辯護的範圍,那我要跟各位報告就是說,偵查中的強制辯護它有一些困難點喔,第一個,它很難去劃定範圍的範圍,因為案件是浮動的。第二個,剛才像台北律師公會提到就是說,那我們……就在案件……譬如說在逮捕被告的時候,因為它那時候這個心理的壓迫最強嘛齁、最恐慌,這時候引進強制辯護案件,應該是最有時效的齁,但是跟各位報告,目前偵查中的強制辯護喔,剛才法扶基金會也提到了,對於這個原住民身分的,以及對於這個精神障礙者喔,無法為完全陳述的部分呢,在逮捕的時候、在第一次訊問的時候,強制辯護,它的困難度不只是說案件比較多了,再來就是說,因為它是沒有辦法預期,案件進來的時候沒有辦法預期,那常常有時候是在半夜,這時候呢,要找到一個幫他辯護的律師是有難度的喔。

那很多律師像法扶或者律師公會的排……以前有說我們要不要排個班喔,那固定的支援這個強制辯護,但是常常到了晚上,在很多縣市,是找不到辯護人的,那剛才陳執行長也提到,百分之九十的原住民他會放棄強制辯護案件,為什麼呢?我們說……現在目前現行犯逮捕移送到地檢署的案子,九成我跟各位報告,九成以上是什麼?酒駕案件、毒品案件、竊盜案件,它都是很輕微、很單純的案件,但是如果把它列為……如果將來廣泛的列為逮捕中強制辯護的話,這些通通強制的要等辯護人到場之後,才可以進行法定的這個訊問程序。剛才說過了,要等四小時,等了四小時之後呢,如果辯護人沒來你可以放棄,那本來二十四小時可以回去的,你又增加了、延長了四小時要等待律師,你反而變相其實是……變相影響了這個受逮捕人的這個人身自由的權利。那麼是不是在這個地方要引進強制辯護呢?就有正反,不一定對被告有利的這樣子的考量。

那麼我們看看國外怎麼操作這個制度喔,其實大部分是任意性的,也是由律師公益性的提供培訓服務,那麼我記得我在地檢署服務,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其實律師團體、律師界確實有推動所謂在警詢,第一次警詢所謂的培訓服務制度,也就是說,它不是強制性的,但是律師很公益,就是透過公益服務這樣子的概念呢,組成自願性的這個所謂的培訓服務,那麼跟警方或者跟檢察署配合之後呢,只要有案件移送、逮捕人犯移送,由律師團體呢主動的協助、公益性的協助這類的培訓服務,我覺得這個是比較……符合被告權益考量的一個制度,而不是再擴大強制辯護,因為強制辯護本身,變成它是一個合法的程序要件,你反而必須等待,等不到的時候又必須放棄,對於被告的權利未必保障符合。

所以我們這邊建議就是說,可以從其他情況考量,透過公益服務、律師公益服務這樣的制度呢,也許搭配強制辯護,或者呢取代強制辯護制度,那這是法務部簡單的提出報告,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