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主席各位委員,我有幾個看法。第一個就是說我贊同在刑事上,就是說我贊同剛才吳巡龍委員講的,現有的強制辯護的範圍其實我認為已經差不多了,不應該再、不必要再過度的擴張強制辯護的範圍。那這個這裡所談的律師強制代理,我的看法是主要著重在應該在民事訴訟上,那這一點我是贊成剛才李秘書講的。講的就是說,是不是應該要針對不同的訴訟類型然後逐步的、慢慢的去強化,這個律師強制代理,那下面我要講的是,我想要跟各位溝通一個觀念,或者是跟媒體吧,我覺得要跟媒體溝通一個觀念,要不然你如果不跟媒體溝通觀念,人事制度改變它就叫總統擴權,那引進律師強制代理就叫圖利律師,那就沒得談了。

所以我下面想講的這個看法,是回答剛才蔡院長講的,我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的看法,就是說我現在可以自己去打官司,為什麼你們要規定強制代理,讓我增加一個負擔律師費用的成本?我相信這個……但是我認為絕大多數的人是觀念上的錯誤,所以後面一系列的推論就錯誤。為什麼?因為當事人,我們用刑事案件來講,大家都知道被告有緘默權,我不需要在法庭上講,你問我我可以不回答的。可是被告有緘默權,但是如果被告他放棄了緘默權,他在法庭上講話,那是有風險的,那是有責任的。如果用英美法的觀念來看,你是被告,你一定要有個律師幫你代理。但是你有一天說,不行,這個話我要上去講。好你要上去講,你既然要放棄你的緘默權,放棄不自證己罪的特權,你要上去講,那你就上證人席。你一旦上了證人席,你要接受詰問,你如果在證人席上面胡說八道,最後被查出來,你刑度會判重,你搞不好有偽證、搞不好藐視法庭。也就是說,當事人本人在法庭上的陳述是有法律風險的。因為有法律風險,他可以選擇,我保持緘默,我由我的律師來講。但是你如果放棄這個緘默權,你自己要來講,那你自己就要承擔那個法律風險。

那為什麼我們國家現在會有剛才那種觀念呢?因為很簡單,我們現在的國家當事人在法庭上胡說八道沒有任何法律風險。就是因為這樣的操作,當事人覺得說:欸,我可以講啊,我既然可以講,為什麼你要加一個律師來呢?那我認為這樣的觀念是錯誤的。那這樣的觀念之所以錯誤,當然也是跟司法審判的實務有關係。我上次跟各位舉例的,那個案子審了十幾年了,被告找了一堆人來偽證,最後最高法院的判決,或者上級審的判決說,哎呀,這種是他辯護權的合法行使,所以照樣給他減刑。胡說八道,哪一個國家是這樣搞的?被告有緘默權,他有找人來偽證的權利嗎?說這樣叫做辯護權的正當行使。被告如果在法庭上選擇上了證人席,至少在英美法的觀念裡,他就是證人,因為你自己選擇你要當證人,所以證人該有的風險:偽證啊、藐視法庭,你都要承擔。也就因為你要承擔這種風險,所以在英美法的體系下沒有人敢不請律師,當然我都需要律師來保護我。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我們現在說,欸沒關係,當事人來講。啊當事人講了胡說八道,我們做為基層法官,有時候有一種很深的感慨。比如說當事人在法庭上胡說八道,法官細心勾稽調查出來,寫在判決理由裡面,說你這樣這樣這樣,可見你講話的不是實話。欸?到了二審去,當事人又承認。那上級審,或者最高法院又說,欸,他都承認了啊,他都已經承認了啊,所以他答應了啊,所以他態度良好啊。所以把那個一審的訴訟程序形同虛設,把當事人在法庭上陳述的嚴肅意義完全抹滅。所以我的看法是說,大家一定要先有這樣的觀念,就是說當事人在法庭上陳述,他要不然就可能是具有證人的身分,那他這樣的證人身分在法律上是有一定的風險。那因為他有一定的風險,所以他亟待、他需要律師來幫忙他。你有這個觀念建立起來以後,我們再來看這個強制代理,就會發現它的正當性的基礎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因為當事人在法庭上胡說八道,法官……反正久而久之,法官好像……司法實務也覺得無所謂,說這個叫辯護權的正當行使。所以當事人的胡說八道是沒有風險的,那因為他沒有風險,他當然覺得不需要強制代理啊,強制代理是增加他的成本。所以我是覺得在這個觀念上,這一點,我是希望透過這個會議,能跟媒體溝通,或者跟社會溝通。大家至少要知道這樣,不然把一個嚴肅的法庭變成說謊比賽,然後被逮到了以後毫無風險。所以這個就是法官,我覺得感覺在審判上覺得挫折的地方。我不相信有哪一個英美法系或者大陸法系的國家說,當事人自己願意在法庭上陳述,沒有人強迫你喔,你自己要在法庭上陳述,但你在法庭上胡說八道,說一些話誤導調查,最後被發現出來,法官當然可以加重量刑啊,為什麼不行?但是我們這種,有時候法官加重量刑,到了上級審說,欸,這個是訴訟權的合法行使,你不能用這個理由加重量刑。我認為觀念錯誤啊。那這個觀念錯誤從哪裡錯起?當然是從最高法院開始錯起啊。所以我所有的發言都是跟最高法院有關啊。因為最高法院錯了嘛,那最高法院錯,下面就跟著一路亂抄嘛,說哎呀,這個叫訴訟權的合法行使。胡說八道。就是這樣,好,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