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剛也正要講這個……我們現在台灣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法務部跟檢察官應該是兩個是公權力的機關,但是現在變成法官跟檢察官的利益團體,所以才會一直在外人看……看不出來到底在吵些什麼的。這個是一個……這個當然不是現在,這是從古遠以來,而且我們當時司訓的那種分配的方法造成了一些現在的「業」啦,就是業報的結果這樣,所以這個要怎麼去處理?我覺得這是一個真的很困難。那我並不想要從這個觀點,我比較是說,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議題事實上是有兩個層面,比較大的層面是憲法的層面,也就是說責任政治的問題,這剛剛很多先進有提過。那當然跟人權也有關係,但是是這樣:第一我剛剛提到,這人權問題是因為後來我們變成兩個單位,變成兩個不同的利益團體組合,所以就會讓人家感覺到,就好像法務部從來都不幫人權這樣子,啊其實不應該是如此。那世界上各國的……只有一個法務部,沒有司法院的單位不是糟糕了嗎?所以這是一個這樣子的問題來的,是說因為那個部會已經……那個單位已經變成某個特定團體的組合這樣子的關係所造成的。

那……但是就責任政治的觀點來講,因為這個涉及到我們憲法本身,當時制憲來的問題也有,那現在我們是否能夠解決這個……我覺得這個茲事體大,也蠻困難的。那總之一句話,提案的話通常配後面是有所謂……像我們有覆議、不信任投票這一類的所謂責任政治的機制。那現在如果純粹在司法院的話,就是欠缺的是這一塊。但是我想這一塊,也不是今天討論、明天討論就出來,是慢慢可以改革,我是比較贊成說以眼前的來看,就是集中在這個法律的這個提案。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我是比較贊成剛剛蔡院長提出的就是說,是否有可能就是再由司法院跟這個……不是跟檢察官,司法院跟法務部呢,再去把這個提案的問題給做一個商討,然後法制化起來,把它至少法制化起來,然後在還沒有變成整個司法院審判機關化之前,能夠依照這個法制來加以進行。以美國來講,美國雖然我們看到好像整個司法好像都是集中在這九個大法官,但是它其實下面是一個……那九個大法官看到是有一個尖啦,下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委員會,還有不同會議,掌管不同,所以它裡面有很多分權、有很多分權。而且那些會議也不是全部都法官組成的,它還是要規定說有檢察官有什麼、辯方有什麼什麼之類的。那所以我的一個想法是說,至少在這之前的那個提案權,是否可以透過司法院跟行政院的這個討論,然後把它給法制化之後,也類似的是說,變成一種……比如說要提案的那種組的形成,要是……至少要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那大家這裡吵完以後,以後到立法院去,不要再互相絆腳,這個常看到,就是互相……就是大家來開會,因為這個我參加過司法院當時也是在這裡開,那個當時是那個什麼……就是冤獄賠償變成那個刑事補償法。法務部派檢察官來,派一個很年輕的調辦事的,他都不敢講話,因為前面太多爺爺奶奶,所以他都坐在那邊都不講,都問他也都沒有發言,就問他喔,不是說……他要不要自己舉手,就是「請問法務部有沒有意見?」「沒有。」「尊重。」後來聽說到了這個……真的到立法院協商,又開始互相絆腳,開始一大堆,那這樣子外人實在是看不出來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呢,如果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體制法制化起來的時候,那你在這裡有什麼就在這裡解決,講完了,就不要再互相去對方……到外面才又去指責對方這樣子。是否可以,當然我是……這個實務我也沒有到那麼清楚,我只是說提出這個參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