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站在人權公約實行監督聯盟的執行長的角度有幾點要回應。我會覺得就說,我們可以做的就是,我們支持司法院應該要有提案權,就是因為我們過去在人權保障的推動工作裡面,我們發現如果某一個法案是由法務部來獨攬這樣子的那一個法案的發動權的話,它就是最動不了的。我想除了死刑之外,包括通姦除罪化的這樣子的一些議題,然後包括民法上面有關於婚姻制度的這一些部分。那特別、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的部分,我們會覺得今天國家……今天法務部或者是檢察官有擔任國家進行追訴這樣子一個工作,自己身為是裡面的球員,那麼當然我覺得球員是可以對於裁判的規則要有意見,可是不應該是採用獨攬由它來訂定這樣子的規則。那我非常尊敬吳檢察官,可是我必須要說的是,我想作為人權團體的立場,是我們寧可錯放一個,可是不可以錯殺一個。意思是說,可以有很多的王又曾,可以有誰來棄保潛逃,可是不能夠再有一個江國慶,再有一個蘇建和。

所以我會覺得是說,在跟訴訟程序有關係,能夠最具體保障你的公平審判這些權限的,應該仍舊是回歸到最能夠保障人權的那個機制。那那個機制究竟是誰?我覺得不見得一定是司法院,因為我想在那個司法院提出來的說明文件當中,事實上是有第三種模式,那可能第三種模式,其實也有很多是屬於先進國,比方說荷蘭或比利時,可是我們比較沒有看到的是,究竟這三種分別的模式所產生的效應,到底是什麼?意思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說明文件裡面的有很多的X,有人是司法行政部、有人是法院、有人是第三種的類型,可是他們對於司法的親民,或是對於司法的信任度所產生的影響是什麼?我們看不到,意思是我沒有看到Y的那個部分,我只看得到很多的X。所以我在這裡不能夠最確定說是不是……應該是說,我能夠確定的是說,依照現在台灣的司法的狀況,我覺得司法院一定要有提案權,而且法務部不能夠獨攬這個法案的提案權。可是究竟未來跟法律政策、跟司法政策最能夠好好去擬定,而且為它負起責任政治的到底是誰?我覺得仍舊還有開發的空間。那這個部分可能也是剛剛王金壽老師有在一開始就有提到,是不是應該要有一些司法政策的研究中心來做更清楚的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