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我還是從審判者的立場來發言,就是我贊成剛剛吳巡龍法官對於說比如說在刑事訴訟法裡面,司法院認為把無罪推定講成確定,它認為這個立法不當,講實在話這點我是認同的,那我說從審判者的角度來看,我經常覺得……說實在,我還是維持我剛才說法,我不贊成……我對法務部的提案我沒有信賴,當然我對司法院的提案,我也覺得它經常是很多錯誤的提案,所以某程度也許我認為說,在現在的制度之下,讓這兩個……就是院檢雙方維持一種制衡的方式,也許……只能說勉強之下不得不然的一種無奈吧,也許……否則你全部讓法務部基於什麼司法行政一元化,那來決定這個法案的提案權,我個人是非常不放心。

那剛才林司長有說檢察官是願意負責的?我用這個案子來講,我只有兩張圖,我只有兩張圖,這個就是蘇建和的案子。這個全世界……全台灣只有我有這張圖啦,你如果看到……在別的地方看到就是copy我的,蘇建和這個案子檢察官起訴,要求判死刑,一審判死刑、二審也判死刑,三審發回更審,更一審判死刑、三審、發回更審、更二審判死刑,然後死刑定讞。這個時候就是馬英九當法務部長的時候,這個時候就開始人權團體就介入,要救援蘇建和,於是檢察總長三次提起非常上訴,如果沒有記錯的話,當時的檢察總長是陳涵,三次提起非常上訴,馬英九當法務部長的時候,三次提起非常上訴都被駁回,可是被駁回又不敢槍斃,於是案子就懸在那邊,那怎麼辦呢?

最後高院法官後來因為非常上訴走不通,於是高院聲請再審,但是高院法官駁回,最高法院撤審第一次聲請再審也走不通,第二次是二度聲請再審,高院裁定准許再審,問題是准了以後,你不是說他無辜嗎?檢察總長你在救援的時候,你不是說他無辜嗎?等到二次再審的時候高院准了,誰抗告?檢察官去抗告,檢察官不准人家去再審,你說這不是有病嗎?你不是喊「刀下留人」嗎?那你刀下留人我真的把人留下來要再開的時候,檢察官又抗告。

那檢察官抗告之後,再審之後第一次是判無罪的,判無罪誰上訴?檢察官上訴,這檢察一體在哪裡?這裡的檢察一體在哪裡?誰負了責?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的原告是這樣?一開始說人家有罪要判死刑,等到判了以後說啊不對,他們是冤枉的,要非常上訴。非常上訴以後,最高法院駁回,然後又改成再審,再審他也抗告,他反對再審,但是最後還是再審了,法官改判無罪,檢察官就說不對,要上訴。有病啊?哪一個國家的原告會這樣?一會兒有罪、一會兒無罪、一會兒有罪,這負什麼責?誰負了這個責任?檢察一體在什麼地方?

所以法務部說它要承擔,我完全不認為……下一頁,最後……你看每次都要害我畫兩頁,就是這樣子,到最後,檢察官無罪、又判無罪,檢察官還是不服,再上訴。第三次判無罪,因為所謂的速審法、三振條款,最後……所以最高法院最後根本沒表示見解,到底誰負擔?誰承擔了什麼?沒有,社會大眾只知道這個案子侵犯人權,只知道法官採證很浮濫,但是在審檢中對於權力應該怎麼負責的,角色在這邊完全模糊掉了。所以過去的例證,讓我覺得法務部所謂的承擔,我說實在,在實務的經驗讓我覺得它是做不到的,所以,也許在現制之下,雖然並不符合政治法理、政治學的學理,但是我覺得也許在現制之下,讓司法院和法務部都各自享有法案的提案權,也許相互制衡,說不定是一個無奈之下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