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委員以及各位先進,那我是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那我接到的資訊應該是說,因為法扶在二月剛去日本參訪,所以希望我們報告日本的制度,其實我個人曾經參訪過英國的治安法庭,也參訪過德國的參審,那麼也參訪過日本的參審。那因為台灣現在在講的這個所謂「參審」,大概比較想像說是日本,所以我想這個是委員會請我來報告的一個目的,那以日本的情況,這個裁判員制度的審判有百分之九十的案件的律師是由日本的司法資源中心來指派的,就相當於台灣的法扶。那它所謂日本的國選辯護人,他的一般的案件,律師的酬金大概日幣八萬塊左右,當然還有很多變數,那麼在裁判員制度裡面,這個酬金大概會來到將近二十四萬,而且,原則上面,裁判員制度必須採取雙辯護人,他不是單一律師能夠進行的,所以可見這個費用大概會暴增大概五倍到六倍。

那我想在這樣的基礎底下,那麼,就必須問說,假設今天台灣要採取一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到底要達成的目的是甚麼。那麼以日本來講的話,我想在我提出我的說明以前,我想先比較一下,就整個司法制度裡面,台灣、日本有些幾點主要的不一樣的地方:第一個就是說,日本在採行裁判制度以前,它的司法信賴度本來就很高了,日本人其實不會去質疑司法的,那麼他們的信賴度一直以來大概有八十,八成、九成,不管是在裁判員制度之前,或之後,那這個跟台灣是完全不一樣的,我想這個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說台灣沒有這個問題,大家不會坐在這裡。

第二個就是說,日本的檢察官起訴的定罪率來到百分之九十九。那台灣當然根據不同的案件類型,它有不同的定罪率。

第三個就是說,日本的刑事訴訟制度,原則上面比較還是維持在大陸法系的職權進行主義。那麼台灣因為幾次的修法,原則上面已經比較偏向英美的當事人進行主義。也就是說,律師在整個訴訟過程裡面扮演的角色比較活潑,那日本還是維持比較一個職權進行主義。那另外當然是我們再去看看的時候,跟日本的一些法官跟學者討論,他們覺得日本的國民性格,比較不喜歡去判斷、評論別人的是非,所以他們在實施過程裡面有一些問題,那這跟台灣不大一樣,台灣每個人都街頭評論家,都可以隨意地去評斷別人。

那麼日本的制度原則上面就是三個職業法官跟六個裁判員,基本上坐在一起,那它有幾個特色。就是說,在整個不管是準備程序、在審判程序跟萍議程序裡面,那麼,法官的主導性很強。法官除了負責整個準備程序的進行以外,那麼在整個審判程序裡面,他的整個訴訟的指揮以外,那麼我們看到的實際狀況時,裡面是檢辯雙方問完證人以後,其實法官從頭再問一次。那我們在猜他的理由可能是因為最後法官要寫判決書,所以他可能想說心中疑點,他必須再問。那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法官問得比檢察官跟律師還要長。那評議的時候也是一樣,評議原則上面他們九個人評議的時候,三個法官跟裁判是分開在做的,交叉坐在評論。但是我們聽他們的感覺就是說,這個原則上面還是法官主導性很強,因為一般人很難在專業素養上面跟法官進行辯論。那當然他們為了這個機制,他們設有一些,譬如說他們量刑的系統,那麼會有一些協助的機制。

再來就是說,因為他們基本上面他們並不是一致決,所以他們最後可能用表決的,所以他們看起來說服的溝通,溝通的互相說服的程序沒有那麼冗長。那再來就是說,原則上面他們對於裁判員制度的判決的上訴沒有限制,不管是檢方或是被告,完全沒有限制,跟以前的狀況完全一樣。所以他們實施到現在,他們在檢討有一個現象,就是說,第一審的裁判員審判的判決被上級法院廢棄、改判的比例越來越高,那就事實上完全沒有減低原來審判的這個工作。

那麼再來,它連帶影響到一個情況就是說,以現制有大概將近六成的民眾接到法院請他來擔任裁判員,大概有六成拒絕,這比例越來越高。那麼,根據學者的分析,大概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就是說,人民會覺得說,我判了以後,那你上級的人再把我改判,我等於參與沒有用。所以他們慢慢形成一個覺得這個沒有用,人民來參與審判沒有甚麼用。

第二個就是說,法官非常寬鬆。他們聽說只要你想說你不要來,你根本就可以不用來,法官通通會准。所以它慢慢變成是一個看起來,我的感覺就是說,他們覺得好像一般人民對這個制度沒有說負面,但是感覺參與的意願不高。

那我想就是說最後,如果說我們要花這麼多的錢,那麼來引進這個制度,那到底我們是要解決甚麼問題?如果說我們的問題裡面,有一塊很大的部分是因為人民對司法的不信賴,那我們又在整個制度裡面,讓法官扮演一個主導的性格,那這個有沒有辦法達到原來想要去改正的目的?這個我想是我們去看的一個很擔憂的部分。那以上簡單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