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委員以及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我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預防以及處遇模式,尤其是關於精神衛生法庭的介紹。那今天比較是一個概念式的介紹,所以沒有太多的數據,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可能不會用到十分鐘,雖然我準備十幾張slides不過我可能會跳著講。

那當然第一個是讓大家看一下這樣的一個case,就是他之前就有身心障礙手冊,然後跟媽媽吵架之後很生氣,結果他跑到台大捷運站的門口,然後就拿菜刀砍了兩名外籍的男子,然後後來檢察官要把他帶去做強制住院,可是因為他雖然有身心障礙手冊,可是當時認定他不是嚴重病人,所以他也不願意住院,所以沒辦法強制住院,所以檢察官只好把他羈押,然後最後他得到的是一個精神耗弱這樣的一個鑑定結果,所以他後來判了六年,現在應該已經出來。另外一個就是,長期不斷地竊盜這樣的一個情況,到底這位人士是不是真的有認真在看門診在接受治療,其實這點我們是不清楚。當然可以想見說這個問題是長期的,那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來處理這樣的問題,因為按照這樣的個案的話幾乎也是沒有辦法做一個強制住院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另外呢,就是王景玉先生最近剛好辯論,可能五月要判決。他事實上之前就曾經有使用過毒品,那曾經因為家暴的行為被送到精神科的急診,可是當下因為他也不符合強制住院這樣的規定,所以後來就回家。那當然很遺憾,在一段時間,兩年後就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那當然呢,希望能夠加強所謂社會安全網的情況之下,有些時候政府希望能夠多做一點,那當然多做的時候,有時候會產生這種被批評的狀況。意思是說,沒有這樣的風險,那你做那麼多的話侵害到人權,這意思是什麼?在安全跟人權之間這兩個要怎麼去進行權衡跟考量,所以我們會去思考這樣的事情就是說,我們醫學有關於人的身體的自然秩序,社會也希望能夠讓大家和諧相處的社會秩序,可是從我的概念來講,自然跟社會兩個是揉合在一起的,我相信兩個秩序都可以同時達到一種諧和的效果。

那這是我的一個概念的模型,當然從最簡單的,從法律的觀點來想,就是說一個人有他的隱私的領域,國家社會除非有正當的理由,不然的話不能介入到個人的一個隱私的領域,那這個是一個多層次的一個政策的模型,意思是說我們通常都很習慣,一個人出了什麼問題你就看他的行為是怎麼樣,然後呢,犯罪當然很簡單就是處罰,然後如果他有精神科的疾病,很簡單,就是治療。可是我們都是強調在這個地方,觀察的是在個人的層次的行為,處理的也是從個人層次來介入,可是我們不要忽略一點,其實人一個人生活在家庭、社區、學校、職場,甚至生活在一個大的社會裡面,其實你在觀察的時候你可以看這個人,你也可以看他的家庭、他的學校、職場,看他生活的社區或者看整體的社會的現象,當你去進行這種多層次的分析的時候,其實你會看到在不同的層次可能都會有某些介入點,都有某些問題的存在。

所以我可以舉一個例子,當我從……在美國留學剛回來的時候,事實上在看門診有很多所謂的想自殺、睡不著、焦慮之類的情況,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他欠債欠很多。」「為什麼欠債欠很多?」「刷卡刷爆了。」所以當年也有很多所謂卡奴的問題,所以我那時候,我已經受過衛生政策的訓練,我心裡在想的是什麼?其實在想的就是說,我們……就是憂鬱開抗憂鬱劑,焦慮開抗焦慮劑,然後失眠開安眠藥,就這樣解決了嗎?還是說真正問題出在什麼?當年引進現金卡這個制度的時候,有沒有去考量一下說這樣的制度本身可能產生的它的一個副作用會是什麼?有可能很多人他沒有辦法去控制他的花費,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會產生……就是過度刷卡,以至於後面有很多所謂的精神壓力的出現,所以變成他有精神科的疾病,我看到他的時候只是一種末端而已,所以如果說真的要做一個多層次的介入的話,不只應檢視在醫療這邊,其實在上面整個社會經濟的政策都要做一個調整,所以可以看到什麼?就是說後來有一個卡債協商的制度,目前我看到卡奴的情況其實就少很多了。

那另外,我們要做介入的時候其實有不同的時機,比如說出了問題之後你再做治療,或者你早期的去發現它你早期治療,或者甚至你可以積極的做一個預防。最後呢,這是另外的一種層次,意思就是說在預防的時候你可以去看,某些人是高風險、中度風險,或者全面性的介入這個都是一個預防,然後接下來當然說,已經有早期的跡象出現,我們來進行所謂的針對這群人來趕快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另外後面當然是有出了問題之後來做積極的治療跟復健。所以我們當然就知道說,在人權跟所謂安全的一個考量方面的話,講得更細一點,因為國家的主要的目的是,當然是要保障個人的利益,另外當然有時候要做社會的防衛,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其實有些學者主張,當國家要去做一些介入的時候,要去考量一下說它牽涉到的法益有多大,然後決定了我們要採取多麼強制的一個措施。在一般情形底下,希望是這個人有意思能力的時候我們尊重他,那如果說他沒有意思能力的時候,我們再來做強制的這樣的一個動作。那為了避免國家濫用權力,有很多程序性的保障我這邊就不多講。

所以這個是一個平面的圖,關於一個人的流動的現象,大家可以把我剛剛那個層次感把它還放在心裡面,所以當一個人出現所謂跟社會秩序或自然秩序有一些不協調的情況底下,譬如說路倒、沒有辦法自我照顧、自傷、自殺、干擾、虞犯,甚至犯罪行為,那這樣違反社會秩序或者自然秩序情況出現之後,有可能是警察、消防人員或救護人員來處理,那當然他如果自願接受住院或者門診、社區的其他介入治療,這個好解決。可是如果說他不願意的話,那有可能有幾個地方可以去,這個叫「分流」。譬如說他是犯罪的話,可能到司法系統這邊來,檢察官可能緩起訴,那如果沒有把他起訴的話,到這邊可能有一些判刑,甚至有些監護、保護管束或者強制治療、保護令之類的。那如果說沒有處理,往司法系統處理的話,那可能就走行政處遇的這邊,譬如說行政執行、行政處分、行政罰,甚至強制禁令、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

那在美國他們其實有一種新的一個制度出現,那強調的是什麼?譬如說有一些問題解決法庭,包括:精神衛生法庭、藥物法庭,甚至家暴法庭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法庭都出現。期待藉由一種整體的、專業的結合,然後由這個法庭來決定到底他應該要怎麼樣的安排會比較好,那現在我們的分流是由警察消防救護人員來決定,可是如果有精神衛生法庭的存在的話,或許這是一個可以選擇的一個路啦!

那接下來我就多多介紹精神衛生法庭,那我們先看一下問題解決法庭的話,其實它是屬於刑事法庭的其中之一,那早期當然我們講刑事法庭強調還是以處罰為主,那後來有……這幾十年來有一種問題解決法庭,強調什麼?找出他問題的根源,然後針對這個問題的根源用一種所謂治療的取向的一種模式來處理。像之前講到藥物法庭還有精神衛生法庭、家暴法庭,甚至一個社區的法庭,甚至少年法庭,這些都是問題解決法庭。那我們知道其實法庭是這樣去做區分啦!可是我們曉得其實精神疾病跟藥物的使用之間有很強的共病現象,所以你要怎麼去區分這些法庭?那其實是將來需要去考慮的事情,是說哪些人適合到哪個法庭去,這是很重要。那另外像家暴的事件,其實我們發現很多人其實可能都是有精神科的疾病,很多人其實同時有酒精或者藥物的使用,所以也可以知道家暴法庭其實也常常會碰到有使用藥物的問題、有精神科的問題。

那精神衛生法庭的特徵,包括第一個是說,精神疾病是犯罪行為的成因,當然有些人不會把他看得那麼……就是說嚴密啦!或許有關聯就可以。另外,它是很高度、重視社區的公共安全,它會排除具有重大犯罪行為者,或者強化對具有暴力者的監督,所以要考慮它的納入標準應該是什麼?那早期比較強調是說他犯的是輕罪,可是施用一段時間之後,慢慢美國精神衛生法庭的變化是重罪它也會把它納進來,另外希望能夠快速篩選及轉介,強調的是什麼?能夠讓這些需要得到幫助的人及時得到幫助,譬如說在逮捕後三個星期內就要完成快速篩選及轉介分流的一個動作,另外強調是希望精神病患它自己是自願參與。

早期的話都是在裁判前,那現在美國目前有所謂的第二代,甚至到……將來要到第三代精神衛生法庭,強調是在裁判後,那當然很多是說希望他自願認罪,然後來交換他來接受精神衛生法庭未來的一些社區介入的措施。所以還是要做到一個告知後,由他來做選擇這樣的一個情況,那當然要讓他知道參與時必須遵守的條件包括哪些。那當然強調是一個說,接受監控期間最好不要超過他的刑期,那當然如果說他在這個所謂的刑事,這種模式的介入到達某個階段之後,如何銜接到行政法的、精神衛生的一般治療介入的系統?也要考慮在裡面。

那另外是避免精神病患的一個監禁,把他導引至適當的社區服務的系統,那我們要做一些計畫跟行政的安排,譬如說司法人員、精神衛生人員、政策制定者、社區人士的代表都要一起來參加;那法院的團隊強調是一種合作式的多科別的團隊,司法方面可以包括法官、檢察官、辯護律師、觀護人;那精神衛生行政人員治療或其他服務的提供者,以及職業輔導,或者消費者的代表,那廣泛地與個別化的治療的支持與服務,就是說要考量每個人,所以要盡量做到一個量身訂做,那另外是要強化監控強調責任與追蹤參與者的一個表現,那當然說資料的一個分享是達到必要的程度,避免有一個洩密的情況。那監控也是全方位的,當然包括精神醫療人員跟法院人員都要一起來,那早期的監控比較強調是由精神醫療人員來進行這個追蹤監控,可是呢,第二代的精神衛生法庭比較強調是由法院的人員來做這樣的一個動作,那當然我們台灣的觀護人有沒有辦法扮演這樣的角色,那將來需要再思考一下。

那當然監控的時候也要給他好的表現的獎勵,對於不服從、不遵從的處置可能是把他退出,或者把他拘禁起來,那由法官主導的非當事人進行主義提供治療方向對整體的治療程序負起責任,譬如說每個階段的指標成功到底是怎麼看?如何處理資源不足及連結資源的問題。那重點是要維持他繼續存在,你要有一個良好的成果、正式的政策跟程序確保經費來進行推廣。所以很多研究顯示就是說,其實他有一些幫助,譬如說較少被逮捕,然後每年的逮捕率比較低,然後監禁的天數比較少,當然這些成效的研究並沒有辦法符合最嚴格的研究的一個規格啦!所以還是有一些爭論。比如說服務量不大、轉介不及時、過度家戶長的一個介入,辯護律師好像沒什麼作用。那給予程序正義的話其實這是一個好處啦!讓他有參與、有發生、有公平的感受,還有他可以遵循一種復原跟自主原則,在處罰氛圍當中能夠強調一種復健模式的進行,而不是只有強調在處罰。那當然台灣我們有強制社區治療啦!不過目前台灣的強制社區治療其實用的並不是非常的廣,一個其中的原因當然是跟人力資源限制有關,大概是這樣,所以我先報告到這裡,謝謝各位。